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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最好的坟墓，是他词语的天空。
[俄]契诃夫
第六病室
一医院的院子里有一所小屋，四周生着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这所小屋的房顶生了锈，烟囱半歪半斜，门前的台阶已经朽坏，长满杂草，墙上的灰泥只留下些斑驳的残迹。医院，背面朝着田野，中间由一道安着钉子的灰色院墙隔开。那些尖端朝上的钉子、院墙、小屋本身都带着阴郁的、罪孽深重的特殊模样，医院和监狱的房屋才会有的。如果您不怕被荨麻扎伤，那您就顺着通到小屋的羊肠小道走过去，看一看里边在干些什么吧。推开头一道门，我们就走进了穿堂。这儿沿着墙，在炉子旁边，医院里的乌七八糟的东西。什么褥垫啦，破旧的长袍啦，长裤啦，细蓝条子的衬衫啦，没有用处的破鞋啦，所有这些破烂堆成了垛，揉得很皱，混在一起，正在霉烂，发出一股闷臭的气味。看守人尼基达，牙齿中间衔着烟斗，老是躺在这堆破烂上。他是一个退役的老兵，衣服上的领章已经褪成红褐色。他的脸严厉而枯瘦，眉毛下垂，这给他的脸添上了草原牧羊犬的神情。他鼻子通红，身量不高，外貌干瘦，青筋嶙嶙，然而气度威严，拳头粗大。他是那种头脑简单、讲求实际、肯卖力气、愚钝呆板的人，这种人在人间万物当中最喜爱的莫过于秩序，因而相信，对他们是非打不可的。他打他们的脸，打他们的胸，打他们的背，碰到哪儿就打哪儿，相信缺了这一点，这儿的秩序就不能维持。随后您就走进一个大而宽敞的房间，如果不把穿堂计算在内，整所小屋就只有这么一个房间。这儿的墙壁刷了一层污浊的浅蓝色涂料，天花板被烟子熏黑，就像不装烟囱的农舍一样。事情很清楚，这儿到了冬天，炉子经常冒烟，煤气很重。窗子的里边装着铁格子，样子难看。地板灰色，只是粗粗地刨了一下。酸白菜、烛芯的焦味、臭虫、阿莫尼亚味，弄得屋子里臭烘烘，这种臭气一开始就给您仿佛走进动物园的印象。房间里摆着几张床，床脚钉死在地板上。有几个人在床上坐着和躺着，医院里的蓝色长袍，按照古老的方式戴着尖顶帽。这些人是疯子。这儿一共有五个人，其中只有一个是贵族出身，其余的都是小市民。最靠近房门的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留着棕红色的、发亮的唇髭，眼睛里带着泪痕，坐在那儿用手托着头，瞧着一个地方呆呆地出神。他一天到晚心绪愁闷，摇头，叹气，苦笑。他很少参与别人的谈话，对于人家问他的话，他照例不回答。临到饭食端来，他就随手拿起来，吃下去，喝下去。根据他那痛苦、剧烈的咳嗽声，他那骨瘦如柴的模样，他脸颊上的红晕来判断，他正在开始害肺结核病。在他旁边的是一个矮小、活泼、很好动的老人，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头发黑而拳曲，像黑人似的。白天他在病室里散步，从这边窗口走到那边窗口，或者在自己的床上坐着，照土耳其人那样把腿盘在身子底下。他无休无止地像灰雀那样打唿哨，轻声唱歌，嘻嘻地笑。到了晚上，他也表现出孩子气的欢乐和活泼的性格，那时候他下了床，祷告上帝，也就是伸出拳头来捶自己的胸口，用手指头抠门。这是犹太人莫依塞依卡，二十年前他的帽子作坊焚毁，他就发了疯，成了呆子。第六病室的全体病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得到允许可以从小屋里走出去，医院到街上去。他享受这样的特权由来已久，医院里的老病人，又是安分而不伤人的呆子，已经成为城里的小丑。他走到街上去，被小孩和狗团团围住，这种情形城里人早已见惯，不足为奇了。他穿着破旧的长袍，戴着滑稽的尖顶帽，趿拉着拖鞋，有的时候光着脚，甚至不穿长裤，在街上走来走去，在民宅和商店的门口站住，讨一个小钱。这个地方给他克瓦斯喝，那个地方给他面包，另一个地方给他一个小钱，因此他照例吃饱了肚子，满载而归。凡是他带回来的财物，尼基达统统抢走，归他自己享用。这个兵干起这种事来很粗暴，怒气冲冲，把犹太人的口袋兜底翻过来，还要上帝做见证，赌咒说他从此再也不让犹太人上街了，在他看来，世界上最坏的事莫过于破坏秩序。莫依塞依卡喜欢帮助人。他给同伴端水，在他们睡觉的时候给他们盖被，答应他们说，他会从街上给他们每人带一个小钱回来，给他们每人做一顶新帽子。他还用调羹给他左边的邻居，一个瘫痪病人喂吃食。他这样做不是出于怜悯心，也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性质的考虑，而是模仿他右边的邻居格罗莫夫，不知不觉地受了他的影响。伊凡·德米特利奇·格罗莫夫是个大约三十三岁的男子，出身于贵族，在法院里担任过法警，是十二等文官，害着被虐狂。他要么躺在床上，蜷着身子，要么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仿佛在锻炼身体似的，很少坐着不动。他老是有一种模糊和不明确的担心，为此总是焦躁、激动、紧张。只要穿堂里有一点点窸窣声，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他就会抬起头来倾听：莫非这是有人来抓他？莫非人家在找他？遇到这种时候，他脸上就现出极其不安而憎恶的神情。我喜欢他那张颧骨突出的宽脸，它老是苍白、愁苦，像镜子那样映出他被挣扎和不断的惧怕折磨着的灵魂。他的悲苦的脸色是奇特的、病态的，然而清秀的面容虽则印着深刻真诚的痛苦，却聪明，显出文化修养，他的眼睛射出热情而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欢他本人，殷勤，乐于帮助人，对一切人，除了尼基达以外，都异常体贴。不管谁掉了一个扣子或者一把调羹，他总是赶紧从床上跳下来，拾起那件东西。每天早晨他总是跟同伴们道早安，临到躺下睡觉，又向他们道晚安。除了经常的紧张状态和愁眉苦脸以外，他的疯病还有如下的表现。傍晚，有的时候，他把身上短小的长袍裹一裹紧，周身发抖，牙齿打战，开始很快地从这个墙角到那个墙角，在床铺之间走来走去。看起来，好像他得了厉害的热病。他往往突然站住，瞧着他的同伴，据此可以看出，他想说些很重要的话，然而分明考虑到谁也不会听他讲话，理解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摇着头，继续走来走去。可是不久讲话的欲望压倒一切顾虑，占了上风，他就放任自己，热烈而奔放地讲起来。他的话讲得杂乱，急促，像是梦呓，断断续续，常常使人听不懂，不过另一方面，从这一切，从他的话语和声调里却可以听出一种非常优美的东西。他滔滔不绝地讲着，您就会看出他既是疯子，又是人。他那些疯话是难以写在纸上的。他谈到人的卑鄙，谈到践踏真理的暴力，谈到将来人世间会有的美好生活，谈到窗上的铁格子，这使他随时想起强暴者的麻木和残忍。结果他的话就成了由许多古老而还没过时的歌所合成的一首杂乱无章的集成曲了。二大约十二年或者十五年以前，城里有一个文官格罗莫夫，住在大街上他自己的一所房子里。他家道殷实，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凡。谢尔盖在大学里读到四年级，得了急性结核病，死了。这次死亡似乎是开了个头，此后就有一连串的灾难忽然降到格罗莫夫的家庭里。谢尔盖下葬后过了一个星期，老父亲由于伪造文书和盗用公款而受审，不久得了伤寒，医院里去世。那所房子以及所有的动产都被拍卖，伊凡·德米特利奇和他的母亲简直无以为生了。原先，在父亲生前，伊凡·德米特利奇住在彼得堡，在大学里读书，每月收到六七十个卢布，对于贫困是一点概念也没有的，然而现在他却必须一下子改变他的生活。他不得不从早到晚去做收入菲薄的家教，做抄写工作，结果却仍然挨饿，因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回去供养母亲了。这样的生活伊凡·德米特利奇受不了。他灰心丧气，身体虚弱，就放弃学业，回家去了。在这儿，在这个小城里，他托人情谋到县立学校的教员职位；可是他跟同事们意见不合，学生们也不喜欢他，不久他就辞职不干了。他母亲死了。他失业有半年之久，光靠面包和水生活，后来当了法院的法警。这个职务他一直做到因病被解职为止。他素来没有给人留下过健康的印象，即使在念大学的那些青春岁月里也是如此。他一向面色苍白，身子消瘦，容易感冒。他吃得很少，睡得也差。他只要喝上一杯葡萄酒就头晕，发歇斯底里病。他一向乐意跟人们交往，可是由于生性暴躁，多疑，跟任何人也没有亲近过，一个朋友也没有。他谈起城里人，素来看不起，认为他们的粗鄙愚昧和浑浑噩噩的兽性生活恶劣可憎。他讲话用男高音，响亮，激昂，总是怒气冲冲，满腔愤慨，或者兴奋，惊讶，不过他永远是真诚的。不管别人跟他谈什么，他总是归结到一点：在这个城里生活沉闷而乏味，社会上的人缺乏高尚的趣味，过着暗淡无光、毫无意义的生活，用暴力、粗鄙的淫乱、伪善使这种生活增添一些变化。坏蛋吃得饱，穿得好，老实人却忍饥挨冻。这个社会需要学校，立论正直的地方报纸，剧院，公开的讲演，知识力量的团结；必须使得这个社会认清自己，大吃一惊才行。他批评人们的时候总是加上浓重的色彩，而且只有黑白两色，任何其他的色调都不用。依他看来，人类分成老实人和坏蛋，中间的人是没有的。关于女人和爱情他总是谈得热烈、着迷，可是他一次也没有恋爱过。尽管他立论尖刻，脾气急躁，城里人却喜爱他，背地里总是亲切地称他为万尼亚。他那天生善于体贴别人、乐于助人的性格，为人的正派，道德的纯洁，以及他那破旧的礼服，病态的外貌，家庭的不幸，总是在人们心中引起美好的、热烈的、忧郁的感情。此外，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在城里人看来，他无所不知，在这个城里类似一部供人查考的活字典。他读过很多书。他往往在俱乐部里坐着不动，兴奋地揪着稀疏的胡子，翻阅杂志和书籍。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他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吞咽，几乎来不及嚼烂。应该说读书是他的一种病态的嗜好，因为他不管碰到什么，即使是去年的报纸和日历，也一概贪婪地抓过来，读下去。他在家里老是躺着看书。三有一次，那是秋天一个早晨，伊凡·德米特利奇竖起大衣领子，在泥泞中走着，穿过小巷和后街，到一个小市民家里去，凭法院的执行票收钱。他心情阴郁，他每到早晨总是这样的。在一条小巷里，他碰见两个戴着镣铐的犯人，由四个荷枪实弹的押解兵押送着。以前伊凡·德米特利奇是常常碰见犯人的，他们每一次都在他心里引起怜悯和尴尬的感情，然而这一次相逢却在他心里留下一种特别的而且奇怪的印象。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觉得他也可能戴上镣铐，照这样子由人押着走过泥地，到监狱里去。他到小市民家里去了一趟，正走回家去，却在邮局附近遇见一个认识的警官，那人打了个招呼，跟他一起在街上走了几步，不知什么缘故，他觉得这件事可疑。他回到家里，两个犯人和荷枪的兵整天没有离开过他的脑子，一种无法理解的内心不安的感觉妨碍他读书和集中注意力。他傍晚在屋里没有点灯，夜里睡不着觉，老在想着他可能被捕，戴上镣铐，关进监狱里去。他知道他没犯过任何罪，而且可以保证，将来也不会杀人，不会放火，不会偷盗；可是偶然间，无意中犯下罪，不是很容易吗？而且受人诬陷，还有审判方面的错误，不是也可能发生吗？是啊，无怪乎人民历代的经验教导我们说，谁也不能保证不讨饭和不坐牢。从目前的诉讼程序来看，审判方面的错误是很有可能发生，不足为怪的。凡是对别人的痛苦有职务上或业务上的关系的人，例如法官、警察、医生等，时间一长，由于习惯的力量，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因而即使自己不愿意，也不能不用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当事人，在这方面，他们同在后院宰牛杀羊而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在对人采取敷衍了事和毫无心肝的态度的情况下，为了剥夺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判他苦役刑，法官只需要一件东西：时间。只要有时间来完成一些法定手续，就算大功告成——法官就是因为办那些手续才领薪俸的。事后，在这个离铁道二百俄里远的、肮脏的小城里，你去寻求正义和保护吧！再说，既然社会人士认为一切暴力都是合理而适当的必要手段，而一切仁慈行为，例如无罪释放的判决，却会激起不满和报复情绪；那么，就连想到正义不也显得可笑吗？早晨伊凡·德米特利奇从床上起来，心惊胆战，额头冒出冷汗，已经完全相信他随时可能被捕了。他暗想：既然昨天那些沉重的思想这么久没有离开他，可见他的想法不无道理。那些思想的确不可能无缘无故地钻进他的脑子里来。一个警察不慌不忙地走过窗前：这不会平白无故。喏，有两个人在房子附近站住不动，也不说话，为什么他们不说话呢？从此，伊凡·德米特利奇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凡是路过窗口和走进院子里来的人，都像是暗探和间谍。中午，县警察局长照例坐着双套马的马车经过街上，这是他从城郊他的庄园到警察局去，可是伊凡·德米特利奇每一次都觉得他的马车似乎走得太快，他的脸上带着一种特别的神情：看来他是急于去报告，城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罪犯。每逢大门外有人拉铃，或者有人敲门，伊凡·德米特利奇就打冷战，每逢在女房东家里遇到生人就焦虑不安，碰见警察和宪兵就微微地笑，嘴里打唿哨，装得满不在乎。他一连几夜睡不着觉，等着被捕，可是他又像睡着的人那样大声打鼾和吐气，好让女房东以为他睡熟了。要知道，如果他睡不着觉，那就意味着他的负疚的良心在折磨他，而这是了不起的罪证啊！事实和常理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是胡闹，都是变态心理，而且如果把事情往大处看，那么被捕入狱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只要良心清白就行；然而他越是清醒而有条理地思考，他那内心的不安就越是强烈，越是痛苦。这倒近似一个故事：有个隐士打算在密林里为自己开辟一小块空地，他越是用斧子砍得起劲，那片树林却长得越密，越盛。最后伊凡·德米特利奇看出这没有用处，就丢开思考，索性完全听命于绝望和恐惧了。他开始离群索居，避开人们。他以前就已经厌恶他的工作，而现在这个工作对他来说就变得更不能忍受了。他生怕一来二去会上当受骗，人家趁他不备往他的口袋里塞进贿赂去，然后再去揭发；或者他自己一不小心在公文上出了个类似伪造文书的错误，或者丢失了别人的钱。奇怪的是在别的时候他的思想从没像现在这样灵活多变过，他每天想出成千种理由来认真担忧他的自由和荣誉。不过另一方面，他对外界，特别是对书籍的兴趣却明显地削弱，他的记忆力大大地变差了。春天，雪化了，有人在峡谷里墓园附近发现了两具部分腐烂的尸体，是一个老太婆和一个男孩，都带着被害致死的迹象。城里人不谈别的，一味议论这两具尸体，议论尚未查明的凶手。伊凡·德米特利奇怕人家以为这是他杀死的，就在街上走来走去，面带笑容，可是遇到了熟人，却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口口声声说再也没有比杀害弱小和无力自卫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不过这种做假很快就使得他厌倦，他略加思索，便认定，处在他的地位，他最好还是躲到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待了一整天，随后又待了一夜和一个白天，实在冷得厉害，等到天黑就像贼似的悄悄溜回他自己的房间去了。他在房间中央一直呆站到黎明，一动也不动，侧耳倾听。一大早，太阳还没出来，就有几个砌炉工人来找女房东。伊凡·德米特利奇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为翻修厨房里的炉灶而来的，可是恐惧却告诉他说，这些人是警察，假扮成砌炉工人。他悄悄走出寓所，心惊胆战，没戴帽子，没穿上衣，顺着街道跑下去。狗汪汪地叫着，在他身后追上来，后边什么地方有个农民不住地喊叫，他的耳朵里风声呼啸。伊凡·德米特利奇觉得好像全世界的暴力在他的背后聚齐，追着他不放似的。有人把他拦住，送回家去，打发女房东去请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关于他以后还要讲到）吩咐在病人的额头上放冰袋，给他喝桂樱叶滴剂，然后忧虑地摇摇头，走了，临走时对女房东说，此后他不再来了，因为不应该搅扰发了疯的人。由于伊凡·德米特利奇在家里无法生活和治疗，医院，他在那儿被安置在花柳病人的病室里。他夜间睡不着觉，发脾气，惊扰病人，不久就由安德烈·叶菲梅奇下命令转送到第六病室。过了一年，城里人已经完全忘记伊凡·德米特利奇，他的书由女房东堆在敞棚底下的雪橇上，被小孩们陆续偷走了。四伊凡·德米特利奇左边的邻居，我已经说过，是犹太人莫依塞依卡，他右边的邻居则是一个农民，满身肥肉，胖得几乎滚圆，面容呆板，毫无表情。他是个不动的、贪吃的、不爱干净的动物，早已丧失思维和感觉的能力。他那儿经常冒出一股令人窒息的、刺鼻的臭气。尼基达给他收拾的时候，总是狠命打他，使劲抡起胳膊，一点也不顾惜他的拳头。在这种时候，可怕的倒不是他挨打，对这种事是能够习惯的；可怕的倒是这个没有知觉的动物挨了打却毫无反应，既不发出任何声音，也不做出任何动作，连眼睛也毫无表情，而只是身子稍稍摇晃几下，好比一个沉重的大圆桶。第六病室的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病人，是小市民，以前邮局里的拣信员。他是个矮小、精瘦的金发男子，相貌和善而又略带调皮的神情。根据他那对聪明的、平静的、明亮而快活地看人的眼睛来判断，他胸有城府，心里藏着一件很重要、很愉快的秘密。他在枕头底下、褥子底下藏着点东西，从来不拿给任何人看，倒不是因为怕人抢去或偷走，却是由于害臊。有的时候他走到窗子跟前，背对着同伴们，把一个什么东西戴在胸口上，低下头去看。要是这时候你走到他跟前，他就会发窘，赶紧把胸前的那个东西扯下来。不过要猜破他的秘密，却也不难。“您向我道喜吧，”他常常对伊凡·德米特利奇说，“他们呈请给我颁发带星的斯坦尼斯拉夫二级勋章了。带星的二级勋章是只颁发给外国人的，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们却愿意为我破例，”他含笑说道，大惑不解地耸了耸肩膀。“嘿，老实说，我可真没料到！”“我对这类事一点也不懂，”伊凡·德米特利奇阴郁地声明说。“不过您可知道我迟早会领到什么勋章？”以前的拣信员调皮地眯细眼睛接着说。“我一定会领到瑞典的‘北极星’。像那样的勋章是值得费点力气去张罗的。一个白十字和一条黑丝带。漂亮得很。”大概其他任何地方的生活都不及这所小屋里单调。早晨，病人们除了瘫子和胖农民以外，都到穿堂里去凑着一个大木桶洗脸，用长袍的底襟擦干。这以后他们用锡杯子喝茶，茶是尼基达从主楼取来的。每人只准喝一杯。中午他们吃酸白菜汤和麦粥，傍晚吃午饭剩下的麦粥，算是晚饭。空闲的时候他们就躺着，睡觉，瞧着窗外，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每天都是这样。就连往日的拣信员也老是谈那些勋章。第六病室里很少见到新人。大夫早已不接收新的疯人，而且喜欢访问疯人院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很少的。理发师谢敏·拉扎利奇每隔两个月到小屋里来一次。他怎样给疯人剪发，尼基达怎样帮助他做这件事，每次醉醺醺和笑嘻嘻的理发师光临，病人们怎样闹得乱七八糟，这我们都不准备谈了。除了理发师以外，谁也不到小屋里来看一看。病人们注定一天到晚只看得见尼基达一个人。医院的主楼里却散布着一种相当奇怪的流言。传说大夫开始常到第六病室去了。五奇怪的流言！从某一点来看，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医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据说他年纪很轻的时候笃信宗教，准备干教士的行业，一八六三年中学毕业后有心进神学院；可是他的父亲，一个医学博士和外科医师，刻薄地嘲笑他，干脆声明，如果他去做教士，就不认他做儿子。这话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自己不止一次地承认，他对医学以及一般的专门科学素来并不爱好。不管怎样，他读完医学系以后，没有去做教士。他并不显得笃信宗教，刚做医生的时候就跟现在一样不像是宗教界的人。他的外貌笨重而粗俗，像庄稼人一样。他的脸容、胡子、平顺的头发、结实笨拙的体格都使人联想到大道旁边小饭铺里那种吃得发胖，放量喝酒，脾气很凶的老板。他面容严厉，脸上布满细小的青筋，眼睛很小，鼻子发红。他高身量，宽肩膀，因而手脚也大，似乎一拳打出去，就能致人死命。然而他脚步轻，走起路来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在狭窄的过道上遇见人，总是先停住脚，给人让路，说一声“对不起！”而且他的说话声不像意料中的那样是男低音，却是尖细柔和的男高音。他的脖子上生着一个不大的肿瘤，妨碍他穿领子浆硬的衣服，因此他老是穿着亚麻布或者棉布衬衫。总之，他的装束不像个大夫。一套衣服他一穿就是十年，新衣服他照例到犹太人的铺子里去买，穿在身上就像旧衣服那样又旧又皱。同一套衣服，他看病也穿它，吃饭也穿它，出外做客也穿它。然而这不是出于吝啬，却是因为他对仪表全不在意。安德烈·叶菲梅奇当初到这个城里来上任的时候，这个“慈善机关”的情形糟极了。病室里，过道上，医院的院子里，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杂役、助理护士以及他们的孩子都跟病人一起睡在病房里。大家纷纷抱怨，说蟑螂、臭虫、老鼠闹得人不得安宁。外科病室里，丹毒从没绝迹过。医院里只有两把外科手术刀，温度计连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堆放着土豆。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一律勒索病人的钱财。据说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一个老医师，把医院里的酒精偷偷卖出去，而且罗致助理护士和女病人成立了一个后宫。城里人清楚地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情况，甚至说得言过其实，不过大家对这些情形却满不在乎。有的人还为之辩护，说医院里躺着的只有小市民和农民，他们不可能不满意，因为他们医院里还要糟得多，你总不能供他们吃松鸡啊！还有人辩护说，单靠本城的经费而缺少地方自治局的资助，医院的；谢天谢地，医院虽差，总算有了一个。至于成立不久的地方自治局，不论在城里还是在城郊，都不开办诊疗所，医院了。安德烈·医院以后，得出结论，认为这个机构道德败坏，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依他的看法，当前所能做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把病人放回家去，医院。可是他又考虑到单凭他的意志是办不成这件事的，况且这样做也无益；如果把肉体的和精神的污秽从一个地方赶出去，那也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以只好等它自己消灭。再者，医院，容忍它存在，那就可见他们需要它。偏见和所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坏事和丑事都是需要的，因为日子一长，它们就会转化为有益的东西，犹如畜粪变成黑土一样。人世间没有一种好东西不是在创始之初有其丑恶的一面的。上任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对待乱七八糟的情况分明相当冷漠。医院的杂役和助理护士不要在病室里过夜，购置了两个柜子的医疗器械，至于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外科的丹毒等，仍旧保持原状。安德烈·叶菲梅奇非常喜爱智慧和正直，然而他缺乏坚强的性格，不相信他有权利在自己四周建立合理而正直的生活。下命令、禁止、坚持，在他是根本办不到的。看上去，仿佛他起过誓，永远也不提高嗓门，不发号施令似的。说一句“给我这个”和“把那个拿来”，在他是困难的。每逢他想吃东西，他就迟疑不决地咳嗽几声，对厨娘说：“最好给我喝点茶……”或者“最好开饭吧”。至于对总务处长说，不要再偷东西，或者把他赶走，或者索性取消这个不必要的寄生的职位，在他是完全没有力量做到的。每逢人家欺骗他，或者奉承他，或者送来一份明明是假造的账单要他签字，他的脸就涨得像虾那样红；他虽然觉得于心有愧，但还是在账单上签了字。每逢病人向他抱怨说他们在挨饿，或者抱怨说助理护士态度粗暴，他就发窘，惭愧地嘟哝说：“好，好，我以后调查一下。……多半这是误会。……”起初安德烈·叶菲梅奇工作很勤奋。他每天从早晨起到中午一直给人看病，动手术，甚至接生。女人们说他工作用心，诊断很灵，特别是儿科病和妇女病。然而时间一长，这个工作由于单调，显然无益而使他感到厌烦了。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到明天一看，加到三十五个了，后天又加到四十个，照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干下去，可是城里的死亡率却并没有降低，病人仍然不断地来。从早晨起到吃中饭为止，要对四十个门诊病人认真有所帮助，那是体力上办不到的，于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结果就成了骗局。一年接诊一万二千个病人，说得干脆点，那就是欺骗了一万二千个人。至于把重病人安置在病房里，按科学的规定给他们治疗，那也不可能；因为规定倒是有的，科学却没有。如果丢开哲学，像别的医师那样一板一眼地按照规定办事，那么为此首先就需要洁净和通风，而不是污秽，需要有益健康的食物，而不是酸臭的白菜汤，需要优秀的助手，而不是盗贼。再者，既然死亡是每个人的正常而合理的结局，那又何必阻止他们死亡呢？如果一个小商人或者文官多活五年或者十年，这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认为医学的目标就在于用药品减轻痛苦，那就不能不引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减轻痛苦呢？第一，据说，痛苦足以使人达到精神完美的境界；第二，人类要是真的学会用药丸和药水来减轻痛苦，那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可是到现在为止，人类在宗教和哲学里不但找到了避免一切烦恼的保障，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临死以前受到极大的痛苦，可怜的海涅因为瘫痪而卧床好几年，那么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玛特辽娜·萨维希娜之流为什么就不该生病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空虚，要是再没有痛苦，那就会全然空虚，像变形虫的生活一样了。安德烈·叶菲梅奇被这些想法压倒，心灰意懒，医院去了。六他的生活是这样过的。早晨他照例八点钟光景起床，穿好衣服，喝茶。然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看书，医院去。那边，在医院里，门诊病人在狭窄幽暗的过道里坐着，等候看病。杂役们和助理护士们在他们面前跑来跑去，皮靴把砖地踩得咚咚响。消瘦的病人们穿着长袍走过此地。死尸和装满秽物的器皿也从这儿抬过去。小孩子啼哭，过堂风吹进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样的环境对于发烧的、害肺痨的和一般敏感的病人是一种折磨，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候诊室里，他遇见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那是个矮胖子，他的肥脸刮得很光，洗得干干净净，态度温和、沉稳，穿着肥大的新衣服，看上去与其说像医士，倒不如说像枢密官。他在城里私人行医，生意兴旺，他系着白领结，自认为比医师精通医道，因为医师根本不私人行医。候诊室的墙角上有个神龛，其中放着一个大圣像，面前点着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有一个高蜡台，蒙着白套子。墙上挂着主教的肖像、圣山修道院的风景照片，一圈圈干枯的矢车菊。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教，喜欢庄严的仪式。圣像是由他出钱设置的。每到星期日，由他下命令，要一个病人在候诊室里大声念赞美诗，念完以后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亲自提着手提香炉走遍各个病室，摇炉散香。病人很多，时间却少，因此他的工作只限于简短地问一问病情，发给一点药品，例如氨搽剂或者蓖麻油等。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那儿，用拳头支着脸颊，沉思着，然后随口提几个问题。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下，搓着手，偶尔插一句话。“我们生病，受穷，”他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地祷告仁慈的上帝。是啊！”在诊病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不做任何手术。他早已停止做手术，一见到血就激动得难受。每逢他不得不扳开孩子的嘴，为了看一下喉咙，而孩子哭哭啼啼，伸出小手招架的时候，他的耳朵里便嗡嗡地响，头发晕，泪水涌上他的眼睛。他连忙开个药方，摆一摆手，让女人赶快把孩子带走。他诊病的时候，病人畏畏缩缩，说话没条理，再加上庄严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坐在旁边，墙上挂着照片，二十多年来他一成不变地问那些话，——这一切不久就使他感到厌倦了。他看过五六个病人以后就走了。他走后，其余的病人由医士独个儿诊治。安德烈·叶菲梅奇回到家里，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他早已不私人行医，现在不会有什么人来打搅他，就立刻在书房里桌子旁边坐下，开始看书。他读很多的书，总是读得津津有味。他的薪金有一半都用在买书上，他寓所里六个房间倒有三个房间堆满了书籍和旧杂志。他最喜爱的是历史和哲学著作，关于医学，他只订了一份《医生》周刊，而且总是从后面看起。这种阅读每一次都是毫不间断地持续几个钟头，他并不感到疲劳。他读书不像以前伊凡·德米特利奇那样快，那样急，而是读得慢，钻得深，常常在他喜欢的或者不理解的段落上停顿一下。书本旁边总是放着一小瓶白酒，另外有一根腌黄瓜或者一个盐渍苹果，直接放在粗呢桌布上，没有盛在碟子里。每过半个钟头，他眼睛不离开书，斟上一杯白酒，喝下去，然后不用眼睛去看，用手摸到那根黄瓜，咬下一小截来。下午三点钟，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厨房门前，嗽着喉咙说：“达留希卡，最好开饭吧。……”吃过一顿做得很差、不干不净的中饭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他那些房间里走来走去，把胳膊交叉在胸前，思索着。钟敲了四下，后来敲了五下，他仍然在走动和思索。有的时候厨房的门吱吱嘎嘎响起来，达留希卡那张睡意蒙眬的红脸从门里探出来。“安德烈·叶菲梅奇，到您喝啤酒的时候了吧？”她操心地问。“不，还没到时候……”他回答说。“我要等一忽儿……我要等一忽儿。……”通常，将近傍晚，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在全城居民当中只有跟这个人交往还没觉得厌烦。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以前是个很富有的地主，在骑兵团里服役，可是后来破了产，到老年为贫穷所迫而到邮政部门工作。他的外表活泼健康，蓄着浓密的白色络腮胡子，风度文雅，嗓音响亮好听。他心眼好，感情重，可是脾气躁。遇到邮局里有的顾客提出抗议，或者对某件事不同意，或者只不过议论一下，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就会涨红脸，浑身发抖，用雷鸣般的声音嚷道：“闭嘴！”因此这个邮政机构早就出了名，是个谁都怕去的衙门。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认为安德烈·叶菲梅奇颇有教养，心地高尚，因而尊重他，爱他，而对其余的居民却态度高傲，就像对待自己的部下一样。“我来了！”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房间说。“您好，我亲爱的！恐怕我已经惹得您厌烦了吧，啊？”“正好相反，我很高兴，”大夫回答他说。“我见到您总是高兴的。”两个朋友在书房里一张长沙发上坐下，默默地吸一忽儿烟。“达留希卡，给我们拿点啤酒来才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们仍然默默无言地把第一瓶酒喝完，医师在沉思，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则面露快乐活泼的神情，像是有一件很有趣的事要讲似的。谈话总是由医师开头。“多么可惜啊，”他缓慢地轻声说，一面摇着头，眼睛不看对方的脸（他从来也不直视人家的脸），“真是可惜极了，尊敬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我们城里根本就没有一个能够聪明而有趣地谈谈天的人，他们也不喜欢谈天。这在我们就成了很大的苦事。甚至知识分子也不免于庸俗，我可以断言，他们的智力水平丝毫也不比下层人高。”“完全对。我同意。”“您自己也知道，”大夫继续慢条斯理、一字一句地轻声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的最崇高的精神表现以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没有趣味的。智慧在兽类和人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线，暗示了人类的神圣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代替了实际上不存在的人类的不朽。由此看来，智慧是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源泉。可是我们在四周却看不见，也听不见智慧，可见我们的快乐被剥夺了。不错，我们有书，不过这跟活跃的谈话和交往截然不同。如果您容许我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的话，那么书是音符，谈话才是歌。”“完全对。”紧跟着是沉默。达留希卡走出厨房，带着茫茫然的悲痛神情，在门口站住，用拳头支住脸，想听一听。“唉！”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叹道。“对现在的人的智慧，还能有什么指望呢！”他就讲起过去的生活有多么健康，快活，有趣，从前俄国有多么聪明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荣誉和友谊有多么高尚的看法。他们借出钱去不要借据，认为朋友有难而不伸出手去援助是一种耻辱。而且从前有什么样的出征、冒险、交锋，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女人啊！还有高加索，那是多么惊人的地区！有一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常穿上军官的衣服，每到傍晚独自骑马到山里去，向导也不带。据说她跟山村里一个小公爵有了风流韵事。“圣母啊，母亲啊……”达留希卡叹道。“那时候人们怎样喝酒！怎样吃饭啊！而且有多么激烈的自由主义者！”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却没听进去。他在思考什么事，不时呷一口啤酒。“我常常盼望有些聪明人，跟他们谈谈天，”他忽然打断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的话说。“我的父亲让我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他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硬要我做医生。我觉得要是当时我没听从他的话，那我如今就处在智力活动的中心了。大概我会做大学一个系里的教员吧。当然，智慧也不是永久的，而是变动无常的，可是您已经知道为什么我对它有偏爱。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时期，思想意识成熟了，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好像关在一个牢笼里，逃不出去似的。确实，他从无生命转为有生命的东西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由某种偶然的条件促成的。……这是为什么？他要弄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人家却对他说不清，或者说些荒唐的话。他敲门，门却不开。后来，死神来找他了，这也是违背他的意志的。因此，犹如在监狱里人们被共同的不幸联系着，由于聚在一起而感到轻松些一样，在生活里也只有在喜爱分析和归纳的人们凑在一起，交流彼此的骄傲而自由的思想，借此消磨时间的时候，人才能不觉得自己被关在牢笼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慧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快乐。”“完全对。”安德烈·叶菲梅奇没有瞧着对方的脸，放低了声音，讲讲停停，继续谈着有智慧的人以及跟他们的谈话。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注意地听他讲话，同意道：“完全对。”“那么您不相信灵魂不朽吗？”邮政局长突然问道。“是的，尊敬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我不相信，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老实说，我也怀疑。不过，话说回来，我又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永远也不会死似的。哎，我心里想，老家伙，你也该死了！可是我的灵魂里有个小小的声音在说：‘你别相信，你不会死！……’”九点钟过后不久，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走了。他在穿堂穿上皮大衣，叹口气说：“可是命运把我们打发到多么荒僻的地方来了！最恼人的是我们不得不死在这个地方。唉！……”七安德烈·叶菲梅奇把朋友送走以后，就挨着桌子坐下，又开始读书。傍晚，以及后来的夜晚，四周一直很安静，没有一点声音来干扰。时间也似乎停住，跟大夫一起屏息不动，瞧着书本；仿佛一切都不存在，只有那本书和带绿罩子的灯了。大夫的农民般粗俗的脸渐渐开朗，在人类智慧的活动面前现出感动而着迷的笑容。啊，为什么人类不能长生不死呢？他想。为什么要有脑中枢和脑回，为什么要有视力、话语、自我感觉、天才呢？所有这些岂不都是注定了要埋进土里，最后跟地壳一起冷却，然后随着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几百万年，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吗？为了冷却，然后旋转，大可不必把人以及人的高尚的、近乎神的智慧从虚无中引出来，然后仿佛开玩笑似的再把它化为泥土。这是新陈代谢！然而以此代替不朽来安慰自己，那是何等怯懦！自然界所发生的这种无意识的变化过程比人的愚蠢还要低下，因为愚蠢毕竟还含有知觉和意志，而那种过程却是根本什么内容也没有的。只有在死亡面前恐惧多于尊严的懦夫，才会安慰自己说，他的尸体迟早会生成青草、石头、癞蛤蟆的。……在新陈代谢中见到不朽，那是奇怪的，就跟一把珍贵的提琴被砸碎，毫无用处以后却预言装提琴的盒子会有光辉的前途一样。等到时钟敲响，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往圈椅的椅背上一靠，闭上眼睛，思索一忽儿。处在刚从书本上读来的优美思想的影响下，他无意中回顾一下他的过去和现在。过去是可憎的，还是不想为妙。可是现在也跟过去一样。他知道，正当他的思想随同冷下去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时候，大夫住宅旁边的大楼里，人们却在疾病和肉体方面的污秽中受着煎熬。也许有人睡不着觉，在跟虫子作战，有人受着丹毒的传染，或者因为绷带扎得太紧而呻吟。也许病人们在跟助理护士打牌，喝酒。每年有一万二千人受着欺骗，医院的全部工作如同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盗窃、争吵、诽谤、裙带关系上，建立在卑劣的庸医骗术上。医院像以前一样，仍然是个不道德的机关，对居民的健康极其有害。他知道在第六病室的铁格窗里尼基达殴打病人，也知道莫依塞依卡每天到城里去乞讨。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近二十五年来医学发生了神话般的变化。当初他在大学里念书，觉得医学不久也会获得像炼金术和玄学那样的命运，可是现在他夜里读书的时候，医学却感动他，在他的心里引起惊奇，甚至赞叹。真的，它射出了多么出人意外的光辉，发生了什么样的革命啊！多亏防腐剂，伟大的皮罗戈夫认为甚至在将来都不能做的手术，如今也能做了。普通的地方自治局医生都敢于做截除膝关节的手术了。至于剖腹术，一百例中只有一例造成死亡。结石病已经被人认为是小事，甚至再也没有人为它写文章了。梅毒已经可以得到根本治疗。还有遗传学说，催眠术，巴斯德与科赫的发现，以统计为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国的地方自治局医疗事业！精神病学以及现代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医疗法，跟过去相比，无异于十足的厄尔布鲁士山。现在不再往疯子头上泼冷水，也不再给他们穿紧身衣，而用人道主义态度对待，而且据报纸上的消息说，甚至为他们演剧、办舞会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按现代的眼光和风尚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恶劣的机构也许只可能在离铁道二百俄里的小城市中出现，在那种地方，市长和所有的市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把医生看做术士，对医生必须相信，不能加以任何批评，哪怕他把烧熔的锡灌进人的嘴里去也得相信他。换了在别的地方，社会人士和报纸早就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狱捣得稀烂了。“可是这又怎么样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睁开眼睛，问自己说。“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有防腐剂也罢，有科赫也罢；有巴斯德也罢，可是事情的实质丝毫也没有改变。患病率和死亡率依然如故。他们给疯子办舞会，演戏，然而仍旧不能让他们自由行动。可见这一切都是废话和瞎忙，医院医院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然而悲哀和一种近似嫉妒的感觉却不容他漠不关心。这多半是由于疲劳吧。他那沉甸甸的头向书本垂下去，他就用两只手托住脸，想让它舒服一点，暗自想道：“我在做有害的工作。我从人们手里领了薪金，却欺骗他们。我不正直。不过，话说回来，我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只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县里的文官都是有害的，都白领薪金。……可见我不正直不能怪我本人，而要怪时代。……我要是晚生二百年，就会成为另一个人了。”等到时钟敲了三下，他就熄掉灯，走到卧室去。他并不想睡觉。八两年前，地方自治局表示慷慨，医院开办之前，每年拨出三百卢布作为补助金，医院增加医务人员之用。为了协助安德烈·叶菲梅奇，县医生叶甫根尼·费多雷奇·霍包托夫受聘到城里来了。他还很年轻，不满三十岁。这是个高身量的黑发男子，高颧骨，小眼睛，大概他的祖先是异族人。他来到城里，身上一个钱也没有，只有一只又小又破的手提箱，还带着一个难看的年轻女人，他称她为厨娘。这个女人有个吃奶的婴儿。叶甫根尼·费多雷奇头戴有遮檐的制帽，脚穿长筒皮靴，冬天身穿短皮袄。他跟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会计主任交上了朋友，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把别的文官叫做贵族，躲着他们。他的整个住所里只有一本书，就是《医院最新处方》。他去看病人，也总是带着这本书。每到傍晚他就到俱乐部去打台球，可是不喜欢打牌。他在谈话当中很喜欢使用这类字眼：“无聊之至”，“废话连篇”，“你别故布疑阵”等等。医院里来两次，查病房，看门诊。医院里完全不用消毒方法，用拔罐放血，这些都惹得他气愤，然而他并没有引用新的办法，生怕因此得罪安德烈·叶菲梅奇。他认为他的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是个老滑头，怀疑他有很多钱，私下里嫉妒他。他恨不得占据他的职位才好。九春季三月底的一天傍晚，那是地上已经没有积雪，医院的园子里歌唱的时候，大夫送他的朋友邮政局长到大门口。正巧这当儿，犹太人莫依塞依卡带着战利品回来，走进院子。他没戴帽子，光脚穿着短筒套靴，手里拿着一小包施舍品。“给我一个小钱！”他对大夫说，冷得发抖，微微地笑。安德烈·叶菲梅奇素来不肯回绝任何人，就给了他一枚十戈比硬币。“这多么不好啊，”他暗想，瞧着莫依塞依卡的光脚以及又红又瘦的足踝。“瞧，脚都湿了。”这在他的心里激起一种又像是怜悯又像是嫌恶的感情，他就跟在犹太人后面往小屋走去，时而看一下他的秃顶，时而看一下他的足踝。医生一走进去，尼基达就立即从那堆破烂东西上跳起来，挺直身子。“你好，尼基达，”安德烈·叶菲梅奇声音柔和地说。“发给这个犹太人一双皮靴才好，要不然他会感冒的。”“是，老爷。我去报告总务处长。”“劳驾。你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好了。你就说这是我提出的请求。”从穿堂通到病室去的门敞开着。伊凡·德米特利奇在床上躺着，用胳膊肘把身子支起来，不安地听着生疏的说话声，忽然认出了医生。他气得周身发抖，跳下床，脸色通红而凶恶，眼睛瞪得很大，跑到病室的中央。“大夫来了！”他叫道，哈哈大笑。“总算来了！诸位先生，我给你们道喜，大夫大驾光临了！该死的坏蛋！”他尖声叫道，跺一下脚，气得发狂，以前病室里谁也没见到他这样暴怒过。“打死这个坏蛋！不，打死都不解恨！把他淹死在粪坑里才好！”安德烈·叶菲梅奇听见这话，就从穿堂探头往病室里看一眼，声音柔和地问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伊凡·德米特利奇叫道，带着威胁的神情走到他跟前，急忙把身上的长袍裹一裹紧。“为什么？你是贼！”他憎恶地说，努出嘴唇，仿佛要啐唾沫似的。“骗子！刽子手！”“请您安静一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负疚地微笑着。“我向您保证，我从没偷过什么东西，至于别的话，您可能说得过火了。我看得出来您在生我的气。您安静一下，我请求您。如果可能的话，请您冷静地说一下：您为什么生气？”“那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因为您有病。”“对，有病。可是要知道，有成百上千的疯子在自由地走来走去，因为您糊涂得分不清疯子和健康的人。可是为什么我，还有，喏，这些不幸的人，必须像替罪羊似的替大家关在这儿？您、医士、总务处医院里的混蛋，在道德方面不知比我们之中每个人要卑下多少，可是为什么关在这儿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这是什么道理？”“这跟道德方面和道理全不相干。一切都要看机会。谁要是关在这儿，谁就只好待在这儿，谁要是没关在这儿，谁就到处溜达，就是这么回事。讲到我为什么是大夫，而您是精神病人，这既与道德无关，也讲不出道理来，纯粹是由于简单的偶然性而已。”“这种废话我不懂……”伊凡·德米特利奇声音沉闷地说，在他的床上坐下。尼基达当着大夫的面不便搜查莫依塞依卡，于是那个犹太人便把一块块面包、纸片、小骨头摊在他自己的床上。他仍然冷得发抖，嘴里用唱歌般的音调很快地说着犹太话。大概他以为他在开铺子了。“放我出去，”伊凡·德米特利奇说，他的嗓音发颤。“我办不到。”“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您来判断一下吧，如果我把您放了，这于您有什么好处呢？您出去吧。城里人或者警察会把您抓住，送回来的。”“对了，对了，这倒是实话……”伊凡·德米特利奇说，擦着他的额头。“这真可怕！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伊凡·德米特利奇的说话声和年轻聪明的面容，以及他那种愁苦的脸相。他想对这个青年人亲热点，安慰他一下。他就在床上挨着他坐下，沉吟一下，说：“您问该怎么办。处在您的地位最好是从这儿逃走。然而可惜，这没用处。人家会抓住您。社会在防范罪犯、精神病人以及一般来说不合适的人方面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您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心平气和地认定您非住在这里不可。”“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必要。”“一旦有了监狱和疯人院，那就总得有人关在里面才成。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另外的人。您等着吧，到遥远的未来，监狱和疯人院绝迹的时候，就再也不会有这种铁格窗，不会有这种长袍了。当然，那样的时代是迟早要来的。”伊凡·德米特利奇冷笑。“您在说笑话了，”他眯细眼睛说。“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达这样的老爷们，跟未来毫不相干。不过您可以放心，先生，美好的时代会来的！让我用俗话来表白一下我的想法，您尽管笑我吧，反正新生活的曙光会大放光芒，真理会胜利，于是，我们的街上就会有盛大的节日！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我会死掉，可是，别人的后代会等到的。我全心全意地祝贺他们，我高兴，为他们高兴！前进啊！求上帝保佑你们，朋友们！”伊凡·德米特利奇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站起来，向窗子那边伸出手去，声调激动地继续说道：“我从这铁格窗里祝福你们！真理万岁！我高兴啊！”“我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要高兴。”安德烈·叶菲梅奇说，觉得伊凡·德米特利奇的动作像在演戏，同时又觉得很喜欢。“监狱和疯人院将来都不会有，真理会像您所说的那样胜利，然而要知道，事物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界的规律依然如故。人们如同现在一样，还是会生病、衰老、死亡。不管将来有多么灿烂的曙光照亮您的生活，可是到头来您还是会躺进棺材，被人钉上钉子，丢进墓穴里。”“那么永生呢？”“哎，算了吧！”“您不相信，可是呢，我却相信。不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里还是伏尔泰的书里，有个人物说：要是没有上帝，人们就应当造出一个来。我深深地相信，如果没有永生，那么伟大的人类智慧迟早会把它造出来。”“说得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愉快地微笑着。“您相信，这是好事。人有了这样的信心，哪怕幽禁在四堵墙当中，也能生活得很快乐。您以前在什么地方受过教育吧？”“是的，我上过大学，可是没有毕业。”“您是个有思想和爱思考的人。在任何环境里您都可以保持内心的平静。那种极力要理解生活的、自由而深入的思考，那种对人间的无谓纷扰的全然蔑视，这是两种幸福，比这更高的幸福人类还从来没有领略过呢。您哪怕在三道铁栅栏里生活，也能享受这样的幸福。第欧根尼住在木桶里，可是他比天下所有的皇帝都幸福。”“您那个第欧根尼是蠢货，”伊凡·德米特利奇阴郁地说。“您干什么跟我谈第欧根尼，谈什么理解生活？”他忽然生气了，跳起来说。“我爱生活，热烈地爱生活！我得了被虐狂，经常恐惧得厉害，然而有些时候我的心里却充满对生活的渴望，在那种时候我总害怕自己会发疯。我非常想生活，非常想！”他激动得在病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压低了嗓音说：“每逢我想望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会生出种种幻觉。似乎有些人走到我跟前来了，我听见说话声和音乐声，我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树林里或者海岸上散步，我那么热切地渴望纷扰，渴望忙碌。……请您对我讲一讲，外边有什么新闻吗？”伊凡·德米特利奇问。“外边怎么样？”“您想知道城里的情况呢，还是一般的情况？”“哦，您先给我讲一下城里的情况，然后再讲讲一般的情况。”“好吧。城里乏味得难受。……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谈谈天，也听不到任何人说出有意思的话。没有什么新来的人。不过倒有一个年轻的医生霍包托夫不久以前来了。”“居然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来了。他怎么样，是个俗物吗？”“是的，他是个没有教养的人。您要知道，这真奇怪。……根据一切迹象来判断，在我们的一些大城里，智力并没有停滞，而是在活动，也就是说，那边一定有真正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次从那儿派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些叫人看不上眼的人。这个不幸的城啊！”“是啊，这是个不幸的城！”伊凡·德米特利奇叹了口气，说道，随后又笑起来。“那么，一般的情况怎么样？报纸和杂志上有些什么文章？”病室里已经暗下来。大夫站起身，立在那儿讲国外和国内人们写了些什么文章，目前可以看出有什么样的思想潮流。伊凡·德米特利奇注意地听着，提出些问题，可是忽然间，仿佛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抱住头，在床上躺下，背对着大夫。“您怎么了？”安德烈·叶菲梅奇问。“您休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伊凡·德米特利奇粗暴地说。“躲开我！”“这是为什么？”“我跟您说：躲开我！干吗追问？”安德烈·叶菲梅奇耸耸肩膀，叹口气，走出去。他走过穿堂的时候说：“最好把这个地方收拾一下，尼基达。……气味难闻极了！”“是，老爷。”“多么招人喜欢的年轻人！”安德烈·叶菲梅奇心里想着，走回他的寓所。“我在此地住了这么久，他似乎是头一个可以谈谈天的人。他善于思考，所关心的也正是应该关心的事。”他读书以及后来躺下睡觉的时候，一直在想伊凡·德米特利奇，第二天早晨醒来，想起昨天同一个聪明而有趣的人相识，就决定一有机会再到他那儿去一趟。十伊凡·德米特利奇仍然按昨天的姿势躺着，两只手抱住头，腿缩起来。旁人看不见他的脸。“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睡着吧？”“第一，我不是您的朋友，”伊凡·德米特利奇嘴对着枕头说，“第二，您算是白忙了：您休想从我的嘴里掏出一句话来。……”“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狼狈地嘟哝说。“昨天我们谈得那么融洽，可是忽然，不知什么缘故，您怄气了，一下子不谈下去了。……多半是我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或者讲出了不符合您的信念的想法。……”“哼，居然要我相信您的话！”伊凡·德米特利奇说，欠起身来，讥诮而不安地瞧着大夫。他的眼睛是红的。“您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侦察，刺探，可是在这儿您无能为力。我昨天就已经明白您来的目的了。”“奇怪的想法！”大夫含笑说。“那么您以为我是密探吧？”“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密探也好，大夫也好，都是一回事，反正是派来刺探我的。”“哎，说真的，请原谅我直说，您可真是个……怪人！”大夫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下，不以为然地摇头。“不过，就算您说得不错，”他说，“就算我在阴险地套出您的话来，好把您告到警察局去，他们就逮捕您，审判您；可是难道您在法庭上和监狱里，会比待在这儿更糟？如果您被判终身流放，甚至服苦役，难道那就比关在这个小屋里更糟？我觉得不见得更糟。……那么您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这些话看来对伊凡·德米特利奇起了作用。他放心地坐下了。那是下午四点多钟，平日，在那种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总是在自己家里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达留希卡问他是不是到喝啤酒的时候了。外面没有风，天气晴朗。“我饭后出来散步，喏，您看，我就顺便走到这儿来了，”大夫说。“现在完全是春天了。”“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凡·德米特利奇问。“是的，三月底。”“外面满地是泥吗？”“不，不很烂。园子里已经有路可走了。”“现在要是能坐上四轮马车到城外去兜兜风，那才好呢，”伊凡·德米特利奇说，揉揉他的红眼睛，仿佛半睡不醒似的，“然后就回到家里，走进温暖舒适的书房……找个好大夫治一下头痛。……我已经很久没有照普通人那样生活了。这儿真糟！糟得叫人受不了！”他经历过昨天的激动以后，感到疲乏，无精打采，讲话不起劲了。他的手指头发抖，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头痛得厉害。“温暖舒适的房间和这个病室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安宁和满足不是在人的外部，而是在人的内心。”“这话怎么讲？”“普通人是从身外之物，也就是从马车和书房，期待好的或者坏的东西，而有思想的人却在自己的内心期待这些东西。”“您到希腊去宣传这种哲学吧，那儿天气暖和，弥漫着酸橙的香气。这种哲学却跟这儿的气候配不上。我跟谁谈起第欧根尼来着？莫非就是跟您谈过？”“是的，昨天跟我谈过。”“第欧根尼不需要书房和温暖的住处，那边没有这些东西也已经够热的了。管自睡在木桶里，吃橙子和橄榄好了。不过，要是他有机会到俄国来生活，那么，慢说十二月里，就是五月里也会要求到房间里去住。恐怕他会冷得缩成一团呢。”“不。对寒冷，如同对所有的痛苦一样，人能够全无感觉。马可·奥勒留说：‘痛苦乃是一种生动的痛苦概念：如果你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种概念，丢开它，不再诉苦，痛苦就会消散。’这话是中肯的。大圣大贤或者单纯地有思想和爱思索的人，其所以与众不同，恰恰就在于蔑视痛苦。他们永远心满意足，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这样说来我就是个呆子，因为我痛苦，不满足，对人的卑劣感到惊讶。”“您不该这样说。如果您多想一想，就会明白所有这些使我们激动的身外之物都是多么渺小。人应当力求理解生活，真正的幸福就在于此。”“理解……”伊凡·德米特利奇说，皱起眉头。“什么身外之物啦，内心啦。……对不起，这我都不懂。我只知道，”他说，站起来，气愤地瞧着医师，“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血和神经把我创造出来的，是啊！人的机体组织，如果是有生命的，就必然对一切刺激有反应。我就有反应！受到痛苦，我就用喊叫和泪水来回答；见到卑劣，我就用愤怒来回答；对于肮脏，我就用厌恶来回答。依我看来，实际上这才叫生活。机体越低级，它的敏感性就越差，对刺激的反应也越弱。机体越高级，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也越有力。这点道理您怎么会不懂呢？您是医师，却不懂这类小问题！为了蔑视痛苦，永远心满意足，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人就得弄到这般地步才成，”说着，伊凡·德米特利奇指了指满身脂肪的胖农民，“或者，必须在苦难中把自己磨炼得麻木不仁，对苦难失去一切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生活。对不起，我不是圣贤，也不是哲学家，”伊凡·德米特利奇气愤地继续说，“那些道理我一点也不懂。我也不善于讲道理。”“刚好相反，您讲起道理来很出色。”“您所模拟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们是些了不起的人，然而他们的学说远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停滞，没有前进过一步，将来也不会进展，因为它不切实际，脱离生活。它只在以研究和品味各种学说消磨生活的少数人当中获得成功，而大多数人却不能理解它。凡是宣扬漠视富裕、漠视生活的舒适、蔑视痛苦和死亡的学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因为大多数人从没享受过富裕，也从没享受过生活的舒适；对他们来说，蔑视痛苦无异于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饥饿、寒冷、委屈、损失等感觉以及在死亡面前的哈姆雷特式的恐惧构成的。全部生活不外乎这些感觉：人可以因这种生活而苦恼，憎恨它，可是不能蔑视它。是啊，我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绝不可能有前途。从开天辟地起直到今天，您看得明白，不断进展着的是奋斗，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伊凡·德米特利奇忽然思路中断，停住口，烦恼地擦额头。“我本来想说一句重要的话，可是我的思路乱了，”他说，“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对了！我想说的是这个：有一个斯多葛派的人为了给一个亲人赎身，就自己卖身做了奴隶。那么，您看得明白，即使斯多葛派也对刺激作出了反应；因为要做出这种舍己为人的慷慨行动，就必须有能够愤慨和怜悯的灵魂才成。我在这儿，在这个监狱里，已经把我学到过的东西统统忘光了，要不然我还能想起一点什么来。那么拿基督来说，怎么样呢？基督对现实生活的反应是哭泣、微笑、忧伤、气愤，甚至苦恼。他并没有带着笑容去迎接痛苦，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这个杯子离开他。”伊凡·德米特利奇笑起来，坐下。“姑且假定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外界，而在自己的内心，”他说。“姑且假定人必须蔑视痛苦，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吧。可是您有什么理由宣扬这些呢？您是圣贤？是哲学家？”“不，我不是哲学家，可是每个人都应当宣扬它，因为它是合情合理的。”“不，我想知道为什么您自认为有资格议论理解生活，蔑视痛苦，和诸如此类的事。莫非您以前受过苦？您懂得什么叫痛苦？请容我问一句：您小时候挨过打吗？”“不，我的父母是厌恶体罚的。”“可是我的父亲却死命地打过我。我的父亲是个性情专横、害着痔疮的文官，鼻子很长，脖子发黄。不过我们还是来谈您吧。您有生以来，谁也没有用手指头碰过您一下，谁也没有吓唬过您，把您打得死去活来，您健壮得像牛一样。您在父亲的羽翼下长大成人，由他出钱供您读书，后来又一下子谋到了这个俸禄很高而工作清闲的职位。二十多年来您住着不花钱的房子，由公家供炉火，供灯烛，供仆役，同时又有权利爱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爱工作多少就工作多少，即使什么都不干也没关系。您天生是个疲沓的懒人，因而极力把生活安排得不让任何事情来惊扰您，免得您动一动。您把工作交给医士和其他的坏蛋去做，自己却在温暖而清静的地方坐着，积攒钱财，阅读书籍，以思索各种高超的无聊问题为乐，而且，”说到这儿，伊凡·德米特利奇瞧了瞧大夫的红鼻子，“喝酒。一句话，您并没见识过生活，完全不了解它，只在理论上认识现实生活。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那理由很简单：一切皆是空虚啦，外界和内心啦，蔑视生活、痛苦和死亡啦，理解生活啦，真正的幸福啦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最适合俄国懒汉的哲学。比方说，您看见一个农民打他的妻子。何必多管闲事呢？让他去打好了，反正这两个人迟早都要死的，况且打人的人在打人这件事上所侮辱的并不是挨打的人，却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的，不像样子的，然而喝酒也是死，不喝酒也是死。有一个村妇来了，她牙痛。……哼，那又有什么关系？痛苦乃是痛苦的概念，再说人生在世免不了生病，大家都要死的；因此，娘儿们，去你的吧，不要妨碍我思考和喝酒。一个青年来请教该做些什么事，该怎样生活。换了别人，在回答以前总要想一想，可是您的答案却是现成的：努力去理解吧，或者努力去追求真正的幸福吧。可是这种神话般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当然，答案是没有的。在这儿，我们被关在铁格子里，长期幽禁，受尽折磨，然而这挺好，合情合理，因为这个病室和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好惬意的哲学：什么事也不干，良心却清清白白，觉得自己是个圣贤。……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考，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托钵僧作风，浑浑噩噩的麻木。就是这样！……”伊凡·德米特利奇又生气了。“您蔑视痛苦，可是您的手指头被房门夹了一下，恐怕您就要扯开嗓门大叫起来了！”“也许我不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温和地微笑着。“得啦，哪能呢！喏，要是您一下子中了风，或者有个混账或蛮横的家伙利用他的地位和官阶当众侮辱您，而且您知道他这样做了仍然可以逍遥法外；到那时候您才会明白叫别人去理解和寻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这话很有独到之处，”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快活地笑着，不住地搓手。“您对概括的爱好使我感到又愉快，又吃惊。多承您刚才把我的性格勾勒了一番，简直精彩得很。我得承认，跟您谈话使我得到很大的乐趣。好，我已经听完您的话，现在也请您费心听我讲一讲。……”十一这次谈话又持续了近一个钟头，显然给安德烈·叶菲梅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此每天都到小屋去。他早晨到那儿去，午后也去，近黄昏的时候，他又常常在跟伊凡·德米特利奇谈天。起初伊凡·德米特利奇见着他觉得有点拘束，疑心他不怀好意，公开表示反感；不过后来却跟他处熟，他的生硬的态度就换成了傲慢、讥诮的态度。医院里就传遍流言，说是安德烈·叶菲梅奇大夫开始常到第六病室去了。医士也罢，尼基达也罢，助理护士也罢，谁都不明白他为什么到那儿去，为什么在那儿一坐几个钟头，谈了些什么，为什么不开药方。他的行动显得古怪。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常常发现他不在家，这种情况在以前从未有过。达留希卡也惶恐不安，因为大夫不再按一定的时间喝啤酒，有的时候连吃饭都来迟了。有一次，那已经是在六月底，霍包托夫大夫有事去找安德烈·叶菲梅奇，却发现他不在家，就到院子里去找他，在那儿，有人告诉他说老医师到精神病人那儿去了。霍包托夫走进小屋，在穿堂里站住，听见了这样的谈话：“我们永远也谈不拢，您要叫我改信您那种信仰是办不到的，”伊凡·德米特利奇愤愤地说。“您完全不熟悉现实生活，您从没受过苦，却像负泥虫那样靠别人的痛苦生活。可是我从生下来那天起直到今天都在不断地受苦。因此我要坦率地说，我认为我在各方面都比您高明，比您在行。您不配开导我。”“我根本就无意于要您改信我的信仰，”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说，带着惋惜对方不愿理解他的心意的口气。“问题不在这儿，我的朋友。问题不在于您受过苦而我没受过苦。痛苦和欢乐都是暂时的，我们不谈这些，去它们的吧。问题在于我和您都在思考，我们看出彼此都是善于思考和推理的人，不管我们的见解怎样分歧，这一点却把我们联系起来了。但愿您知道，我的朋友，我多么厌恶那普遍存在的狂妄、平庸、愚钝，我每次跟您谈话却又多么高兴！您是聪明人，我感到跟您在一起很快活。”霍包托夫把门推开一条缝，往病室里看了一眼。戴着尖顶帽的伊凡·德米特利奇和安德烈·叶菲梅奇大夫并肩坐在床上。疯子愁眉苦脸，打哆嗦，颤巍巍地裹紧身上的长袍；大夫则耷拉着脑袋，坐在那儿不动，他脸面通红，束手无策，心情忧郁。霍包托夫耸耸肩膀，冷冷地一笑，跟尼基达互相看一眼。尼基达也耸了耸肩膀。第二天，霍包托夫跟医士一起来到小屋里。两个人站在穿堂偷听。“看样子，我们的老爷子头脑完全发昏了！”霍包托夫说着，从小屋里走出去。“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庄重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叹道，小心地绕过水洼，免得弄脏他擦亮的皮靴。“老实说，尊敬的叶甫根尼·费多雷奇，我早就料到会这样！”十二此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始发觉四周有一种神秘的气氛。杂役、助理护士、病人等，一遇见他就用疑问的目光瞧着他，然后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医院的园子里遇见总务处长的女儿玛霞小姑娘，现在他带着笑容走到她跟前去，想摩挲她的小脑袋，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她从他身边跑掉了。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听他讲话，也不再说：“完全对”，却带着莫名其妙的慌张神情支吾道：“是啊，是啊，是啊……”同时若有所思而忧伤地瞧着他。不知什么缘故，他开始劝他的朋友戒掉白酒和啤酒；然而他是个感情细腻的人，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是用种种暗示，时而讲起一个营长，那是个极好的人，时而讲起军团里的神甫，也是个挺不错的人，说是他们都常喝酒，得了病，不过后来戒了酒，病就完全好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同事霍包托夫来过两三次。他也劝他戒酒，而且无缘无故地建议他服用溴化钾。八月间，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市长的一封信，约他去谈一件很重要的事。安德烈·叶菲梅奇按约定的时间来到市政府，在那儿碰见军事长官、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校长、市参议员、霍包托夫，另外还有一个体态丰满、头发金黄色的先生，经过介绍，他才知道这是位大夫。这位大夫有着一个很难上口的波兰人的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的养马场上，现在凑巧路过这个城。“这儿有一份申请书，关系到您的工作部门，”等到大家互相打过招呼，围着桌子坐下后，市参议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喏，叶甫根尼·费多雷奇说，主楼里的药房嫌小，应当搬到偏屋去。这当然没有问题，搬去未尝不可，然而主要的问题在于那所偏屋需要修缮了。”“是的，不修缮不行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沉吟一下说。“比方说，如果把院角上的偏屋改作药房，那么这工程至少要用五百卢布。这是一笔没有效果的开支。”大家沉默了一忽儿。“十年前我就呈报过，”安德烈·叶菲梅奇继续低声说，“医院若是保持现状，那么，它对这个城市来说，是一种超过负担能力的奢侈品。它是在四十年代建成的，不过要知道，那时候的条件跟现在不同。这个城市把过多的钱花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的职位上。我想，换一种办法，用同样多的钱就医院。”“那我们就来采取另一种办法好了！”市参议员赶忙说。“我已经呈报过，把医疗部门移交地方自治局管理。”“是啊，您把钱交给地方自治局，它可就塞进腰包里去了，”金黄头发的大夫笑着说。“照例如此，”市参议员同意道，也笑起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无精打采、暗淡无光的眼睛瞧着金黄头发的大夫，说：“我们应当公道才对。”又是沉默。茶端上来了。军事长官不知什么缘故显得很窘，隔着桌子碰了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道：“您完全把我们忘掉了，大夫。不过您是修士：既不打牌，也不喜欢女人。您跟我们这班人来往一定觉得没意思。”大家讲起正派人在这个城里生活感到多么乏味。没有剧院，没有音乐，最近俱乐部里的跳舞晚会上，女人倒有二十名上下，男舞伴却只有两名。青年男子不跳舞，一直聚集在小卖部附近，或者打牌。安德烈·叶菲梅奇眼睛不瞧任何人，缓慢而低声地讲起城里人把精力，把心灵和智慧耗费在打牌和造谣上，不善于而且不愿意把时间用在有趣的谈话和读书上，不愿意享受智慧所提供的快乐，这是多么可惜，可惜极了。只有智慧才有趣，才值得注意，其余的一切都是低级、鄙俗的。霍包托夫注意地听他的同事讲话，忽然问了一句：“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几月几号？”霍包托夫和金黄头发的大夫听到回答后，就用一种自己也觉得不高明的主考人的口气盘问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星期几，一年共有多少天，第六病室里是否住着一个出色的先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脸红了，说：“是的，他是病人，然而是个有趣的青年人。”此外他们没有再问他什么话。等到他在门厅穿上大衣，军事长官就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叹口气说：“我们这些老头子到退休的时候了！”安德烈·叶菲梅奇从市政府里走出来，心里才明白这是一个奉命考查他的智力的委员会。他回想向他提出的各种问题，脸红了，而且现在，不知什么缘故，有生以来第一次沉痛地为医学惋惜。“我的上帝啊，”他回忆刚才医生考问他的那些问题，暗自想道，“要知道他们还是前不久才听过精神病学的课，参加过考试，可是怎么会这样一窍不通呢？他们连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没有！”他生平第一次感到受了侮辱，生气了。当天傍晚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来看他。这个邮政局长没有打招呼，照直走到他面前，抓住他的两只手，用激动的声调说：“我亲爱的，我的朋友，请您向我表明您相信我的真诚的好意，把我看做您的朋友。……我的朋友！”他不容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口讲话，继续激动地说：“我因为您有教养，心灵高尚而喜爱您。您听我说，我亲爱的。科学的规定不容许那些大夫把真相告诉您，然而我要照军人那样实话实说：您的身体可是不好啊！请您原谅我，我亲爱的，不过这是实情，所有您四周的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刚才叶甫根尼·费多雷奇大夫对我说，为了有利于您的健康，您务必要休息一下，散散心。完全对！好极了！过几天我就要度假，出外去换换空气。请您表明您是我的朋友，我们一块儿走吧！我们按老章法，一块儿出去吧。”“我觉得身体完全健康，”安德烈·叶菲梅奇沉吟一下说。“我不能走。请您容许我用别的方式向您表明我的友情吧。”丢开书本，丢开达留希卡，丢开啤酒，出外走一趟，既不知道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全然打破了已经建立二十年之久的生活秩序，这种想法他一开头就觉得稀奇古怪。然而他想起刚才在市政府里的谈话，以及从市政府出来，在回家的路上体验到的沉重心情，于是认为暂时离开这个城，避开那些把他看做疯子的蠢人，也未尝不可。“那么您究竟打算到哪儿去呢？”他问。“到莫斯科去，到彼得堡去，到华沙去。……以前我在华沙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岁月。多么惊人的城啊！我们去吧，我亲爱的！”十三过了一个星期，安德烈·叶菲梅奇听到建议，要他休养一下，也就是要他提出辞呈。他毫不在乎地照着做了。再过一个星期，他就和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坐上邮车，动身到最近的火车站去了。天气凉快，晴朗，天空呈蔚蓝色，远处的景物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儿离火车站有两百俄里，坐马车走了两天，路上歇过两次夜。每逢驿站上的人给他们端来茶，而茶杯却没洗干净，或者套车的时间长了一点，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总是涨红了脸，浑身发抖，嚷道：“闭嘴！不准强辩！”他坐上马车，就一刻也不停地讲他从前到高加索和波兰王国去的旅行情况。有多少奇闻，有什么样的遭际呀！他大声讲话，同时瞪起一对惊讶的眼睛，弄得人可能以为他在说谎。此外，他一面讲话，一面朝着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脸上喷气，对着他的耳朵哈哈大笑。这惹得医师很不自在，妨碍他思考和聚精会神。到了火车站，他们为省钱而搭乘三等客车，坐在一个禁止吸烟的车厢里。乘客有一半是上流人士。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很快就跟所有的人认识了，从这个座位移到那个座位，大声说，不应该在这样糟糕的铁路上旅行。简直是上当！骑马赶路，那就大不相同了：一天走它一百俄里，赶完了路还觉得身体健康，精神抖擞呢。讲到我们收成不好，那是因为平斯克沼泽地带排干了水。总之，一切都乱七八糟。他激昂慷慨，大声说话，不准别人开口。这种无休无止的唠叨，再加上高声大笑和富于表情的手势，使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腻烦。“我们两个人到底谁是疯子？”他懊恼地暗想。“究竟是我这个竭力不惊扰乘客的人呢，还是这个自以为比此地所有的人都聪明有趣因而不容人消停的利己主义者？”在莫斯科，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穿上没有肩章的军服和有着红色镶边的长裤。他戴着军帽，穿着军大衣上街，兵士们见着他都立正行礼。安德烈·叶菲梅奇现在才感到他是这样一个人：他身上原有的贵族风度中好的一面已经消磨殆尽，只剩下了糟糕的一面。他喜欢有人伺候他，甚至在完全不必要的时候也是如此。火柴就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自己也看见了，却嚷着要仆役给他拿火柴来。他当着女仆的面只穿着内衣走来走去，也不感到难为情。他对待听差，哪怕是老人，也一律以“你”称呼，一旦火气上来，就骂他们蠢货和混蛋。依安德烈·叶菲梅奇看来，这都是贵族派头，然而令人讨厌。首先，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把他的朋友领到伊维尔教堂去。他热烈地祷告、磕头、流泪，等到祷告完毕，就深深叹一口气，说：“即使你不信神，可是祷告一下，心里总还是踏实点。吻圣像吧，我亲爱的。”安德烈·叶菲梅奇很窘，吻了吻圣像。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努出嘴唇，摇着头，小声祷告，泪水又涌上了他的眼睛。后来他们到克里姆林宫，观赏“炮王”和“钟王”，甚至伸出手指头去摸一摸。他们欣赏莫斯科河南岸市区的风景，到救世主大教堂和鲁缅采夫博物馆去了一下。他们在捷斯托夫饭店吃饭。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把菜单看了很久，摩挲着络腮胡子，用那种素来觉得到了饭馆如同到了家那样的美食家的口吻说：“我们倒要看一看今天你们拿什么菜来给我们吃，安琪儿！”十四大夫走路，观看，吃饭，喝酒，然而他只有一种感觉：恼恨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他巴望躲开朋友，休息一下，离开他，藏起来，可是那个朋友却自认为有责任不让他离开身边一步，给他想出尽可能多的娱乐办法。到了没有东西可看的时候，他就用聊天来给他解闷。安德烈·叶菲梅奇隐忍了两天，可是到第三天向他的朋友声明说，他病了，打算在家里待一整天。朋友说，既是这样，那么他也留下。确实必须休息一下，要不然，两条腿要吃不消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在长沙发上躺着，脸对着沙发背，咬紧牙关，听他的朋友热烈地向他断言，法国迟早一定会把德国打得落花流水，说莫斯科有很多骗子，说凭马的外貌不能判断它的优点等等。大夫开始感到耳鸣和心悸，然而为了照顾朋友的情绪，他下不了决心要求朋友走开或者闭嘴。幸好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觉得坐在旅馆房间里闷得慌，饭后就出去溜达了。剩下安德烈·叶菲梅奇一个人，他就感到可以完全休息了。躺在长沙发上不动，感到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那是多么愉快啊！缺了孤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堕落的天使之所以背弃上帝，大概就是因为他渴望获得天使们没有领略过的孤独吧。安德烈·叶菲梅奇本来打算思考最近几天来他所见到和听到的种种事情，可是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他请了假，跟我一块儿出外旅行原是出于友情，出于慷慨，”大夫烦恼地暗想。“但是，再也没有比这种友情的保护更糟糕的事了。本来他倒像是个又善良，又慷慨，又快活的人，不料却乏味得很。乏味得叫人受不了。同样，有些人平素说的倒都是聪明话和好话，可是到头来却叫人觉得他们原来是些蠢人。”这以后一连几天，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病了，不肯离开旅馆的房间。他躺在那儿，脸对着长沙发的靠背，碰到他的朋友用聊天来给他解闷，就苦恼不堪，碰到朋友不在，就休息养神。他恼恨自己不该出门，恼恨他的朋友变得越来越唠叨、随便。他有意把他的思想引到严肃高尚的轨道上去，却无论如何也办不到。“这就是伊凡·德米特利奇所说的现实生活在惩治我了，”他暗想，气恼自己的浅薄无聊。“不过呢，这也不要紧。……等我回到家里，一切就会跟先前一样了。……”在彼得堡，情况也是一样：他接连几天没有走出旅馆房间，一直躺在长沙发上，只是为了喝啤酒才起来一下。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老是催着要到华沙去。“我亲爱的，我到那儿去干什么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恳求的声调说。“您一个人去吧，请您让我回家吧！我求求您！”“那可说什么也不成！”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抗议道。“那是个了不起的城。在这个城里我度过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岁月！”安德烈·叶菲梅奇缺乏坚持自己主张的性格，就勉强动身到华沙去了。到了那儿，他不走出旅馆房间，躺在长沙发上，生自己的气，生朋友的气，生那些怎么也听不懂俄国话的仆役们的气；而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却照例健康，高兴，精神饱满，从早到晚在城里闲逛，寻访他的老相识。他有好几次没在旅馆里过夜。有一天不知他在什么地方过了一夜，一大早回到旅馆里来，心情极其激动，脸色通红，头发蓬乱。他从这个墙角到那个墙角，来回走了很久，嘴里喃喃自语，后来住了步，说：“名誉第一啊！”他又走了不多一忽儿，抱住头，用悲惨的声调说：“是啊，名誉第一啊！当初我居然起意到这个巴比伦来，真是该死！我亲爱的，”他对大夫说，“请您藐视我吧：我赌输了！您给我五百卢布吧！”安德烈·叶菲梅奇数出五百卢布，默默地把钱交给他的朋友。那一个仍旧因为羞臊和愤怒而满脸通红，没头没脑地赌了一个不必要的咒，戴上帽子，走出去了。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他回来，在一把圈椅上颓然坐下，大声叹一口气，说：“我的名誉总算保全了！我们动身吧，我的朋友！在这个该死的城里我连一分钟也不愿意多待。骗子！奥地利的间谍！”两个朋友回到他们自己的城里，那已经是十一月，街上铺着厚厚的积雪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职位已经由霍包托夫大夫接替。他仍然住在原来的寓所里，等着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医院里的寓所。他称之为厨娘的那个丑女人已经在一所偏屋里住下。医院的新流言。据说那个丑女人同总务处长吵了一架，总务处长在她的面前下跪，讨饶。安德烈·叶菲梅奇回城的第一天，就不得不找房子搬家。“我的朋友，”邮政局长羞怯地对他说，“原谅我提一个唐突的问题：您手里有多少存项？”安德烈·叶菲梅奇默默地数一下他的钱，说：“八十六卢布。”“我问的不是这个，”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慌张地说，没有听懂大夫的话。“我问的是您一共有多少存项。”“可是我已经跟您说了：八十六卢布。……此外我就一个钱也没有了。”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认为大夫是个正直高尚的人，不过仍然猜想他至少有两万存款。可是现在他听说安德烈·叶菲梅奇成了乞丐，没有钱维持生计，就忽然不知什么缘故哭起来，拥抱他的朋友。十五安德烈·叶菲梅奇在小市民别洛娃的一所有三个窗子的小房子里住下来。这所小房子，不把厨房计算在内，只有三个房间。其中两个窗子临街的房间由大夫住着，达留希卡和女房东以及三个孩子则住在第三个房间和厨房里。有的时候女房东的情夫来过夜，那是个醉醺醺的农民，夜里吵吵闹闹，吓得达留希卡和孩子们心惊肉跳。每逢他来了，在厨房里坐下，开始要酒喝，大家就都感到不舒服。大夫出于怜悯，就把啼哭的孩子们带到他的房间里来，让他们在地板上睡下，这使他得到很大的乐趣。他照旧八点钟起床，喝完茶后坐下来读他旧日的书籍和杂志。他已经没有钱买新的了。不知道是因为那些书都是旧的呢，还是也许因为换了环境，总之读书不再深深地吸引他，却使他感到疲劳了。为了不致在无所事事中消磨时间，他给他的书开列了一个详细的书目，在书脊上粘贴小小的签条，他觉得这种机械而烦琐的工作倒比读书有趣。这种单调而烦琐的工作不知为什么弄得他的思想昏睡，他什么也不想，时间过得很快。甚至跟达留希卡一块儿在厨房里削土豆皮，或者捡荞麦粒中的麦屑，他也觉得有趣。每到星期六和星期日，他总是到教堂去。他靠墙站着，眯细眼睛，听唱诗，想起父亲，想起母亲，想起大学，想起各种宗教，他的心平静而忧郁。事后他走出教堂，总是惋惜礼拜式结束得太快了。医院里去找伊凡·德米特利奇，想跟他谈天。可是那两次伊凡·德米特利奇都异常激动，气愤。他要求大夫不要来打搅他，因为他早已厌烦空谈了。他说，他为他的全部苦难只向那些该死的坏人要求一种补偿：单身监禁。难道就连这一点他都会遭到拒绝？那两次安德烈·叶菲梅奇跟他告别，祝他晚安的时候，他都没好气地哼一声，说：“滚你的吧！”安德烈·叶菲梅奇现在不知道他该不该去第三次了。不过他心里是想去的。以前在吃过中饭后的那段时间里，安德烈·叶菲梅奇总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思考；可是现在他从吃完中饭起到喝晚茶为止，一直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靠背，陷入怎么也无法克制的卑俗的思想中。他想到他工作了二十多年，却没领到养老金，也没领到一次性的补助金，不由得愤愤不平。不错，他工作不勤恳，可是要知道，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论工作勤恳与否，是一律都领到养老金的。当代的公道正在于官阶、勋章、养老金不是按照道德品质和办事才干发给的，而是只要工作过，不论工作得怎么样，都统统照发的，那为什么唯独他要成为例外呢？他已经一贫如洗了。他不好意思走过小铺，瞧着老板娘了。他买啤酒已经欠下三十二卢布。他也欠小市民别洛娃的钱。达留希卡偷偷卖掉旧衣服和旧书，还对女房东撒谎说，不久大夫就会收到很多很多钱。他生自己的气，因为他这次旅行花掉了他积蓄下来的一千卢布。这一千卢布留到现在会多么有用啊！他气恼的是人家不容他平静地生活。霍包托夫认为他有责任偶尔来拜访这个有病的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却觉得他处处讨厌：那张胖胖的脸、那妄自尊大的恶劣口气、“同事”那两个字、那双长筒皮靴。最讨厌的是他认为给安德烈·叶菲梅奇医病是他的责任，而且自以为他真的在给他医病。他每一次来访都带着一瓶溴化钾药水和一些大黄药丸。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也认为自己有责任来拜访他的朋友，给他解解闷。他每次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房间里来，总是装出随随便便的样子，不自然地扬声大笑，开口向他保证说，他今天气色好得很，又说谢天谢地，事情在好转；其实，由此可以断定，他认为他朋友的情形已经毫无希望了。他仍然没有归还他在华沙欠下的债，不免含羞带愧，感到紧张，因而极力大声发笑，说些诙谐的话。现在他的奇闻轶事仿佛讲不完了，这无论是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还是对他自己来说都成了苦事。有他在座，安德烈·叶菲梅奇照例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墙，咬紧了牙听他讲话。他的心上压着一层层的沉垢，他的朋友每来拜访一次，那些沉垢就长高一层，好像就要涌到他的喉头了。为了扑灭这些卑俗的思想，他赶紧思忖：他自己也罢，霍包托夫也罢，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也罢，迟早都要死的，在自然界连一点痕迹也不会留下。要是想象一百万年后有个精灵飞过地球，在空中翱翔，那它就只会看见黏土和光秃的峭壁。一切，不论是文化还是道德准则，都会消灭，连杂草也生不出来。那么在小铺老板面前害臊也好，渺小的霍包托夫也好，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的惹人难受的友谊也好，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一切都琐琐碎碎，无聊得很。然而这样的想法也已经无济于事。他刚刚想象一百万年后的地球，穿着长筒皮靴的霍包托夫或者不自然地哈哈大笑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就从光秃的峭壁后面闪出来，他甚至可以听见含羞带愧的低语声：“在华沙欠下的那笔钱，好朋友，我过几天就还给你。……一定。”十六有一次，那是吃过中饭后，安德烈·叶菲梅奇正在长沙发上躺着，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来了。恰巧，这个时候霍包托夫拿着溴化钾药水瓶也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费力地爬起来，坐好，两条胳膊撑在长沙发上。“今天，我亲爱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开口说，“您的脸色比昨天好多了。您精神焕发了！真的，精神焕发了！”“是时候了，是复原的时候了，同事，”霍包托夫打着哈欠说。“拖那么长时间，恐怕您自己也感到腻烦了。”“咱们会复原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快活地说。“咱们会再活一百年的！没错儿！”“一百年倒活不了，不过二十年总还行，”霍包托夫安慰道。“没关系，没关系，同事，您不要灰心。……别胡思乱想啦。”“我们还要大显身手呢！”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哈哈大笑说，拍了拍朋友的膝盖。“我们还要大显身手呢！来年夏天，求上帝保佑，咱们到高加索去，骑着马，走遍各处，哟！哟！哟！等到从高加索回来，瞧着吧，说不定咱们还要大办喜事呢，”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说，调皮地了眼睛。“我们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亲爱的朋友……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安德烈·叶菲梅奇忽然感到沉垢涌上了喉头。他的心开始怦怦直跳。“这是庸俗！”他说，很快地站起来，往窗子那边走去。“难道你们不明白你们说的话俗不可耐？”他想温和而有礼貌地继续说下去，可是违背他的本意，忽然捏紧拳头，高高地举到头顶上边。“别烦我！”他叫道，嗓音都变了，满脸通红，周身发抖。“出去！你们俩都出去！你们俩！”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和霍包托夫站起来，先是困惑地瞧着他，后来害怕了。“你们俩都出去！”安德烈·叶菲梅奇继续嚷道。“蠢材！愚人！我不稀罕这种友谊，不稀罕你的药品，蠢材！庸俗！可恶！”霍包托夫和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张皇失措地面面相觑，退到门口，走进穿堂。安德烈·叶菲梅奇抓起那瓶溴化钾，朝他们背后扔过去，药水瓶摔在门槛上，砰的一声碎了。“滚蛋！”他用哭泣的声音叫道，跑到穿堂去。“滚！”客人走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像发烧那样颤抖着，在长沙发上躺下，反复说了很久：“蠢材！愚人！”等到他冷静下来，他首先想到可怜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此刻一定羞愧难当，心里难受，这一切真可怕。这样的事以前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头脑和分寸感到哪儿去了？对事物的理解和哲学家那样的冷静到哪儿去了？大夫心里羞愧，又怨恨自己，通宵没能睡着，早晨十点钟光景就动身到邮局去，向邮政局长赔礼道歉。“以前发生的事，我们就不要再提了，”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大为感动，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叹口气说。“谁再提旧事，就叫谁的眼睛瞎掉。留巴甫金！”他忽然大叫一声，声音那么响，吓得所有的邮务人员和顾客都打了个冷战。“端一把椅子来。你等一下！”他对一个农妇嚷道，她正把手伸进铁格子里来，递给他一封挂号信。“难道你没看见我在忙着？我们不去回想旧事了，”他继续温柔地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我恳求您，坐下来吧，我亲爱的。”他沉默了一忽儿，摩挲自己的膝头，然后说道：“我心里一点也没生您的气。害病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明白。昨天您发了病，把我和大夫吓坏了，事后关于您我们谈了很久。我亲爱的，为什么您不肯认真地治一治您的病呢？难道可以这样吗？原谅我出于友情坦诚相告，”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小声说，“您生活在极其不利的环境里：地方狭小，不干不净，没人照料，没钱治病。……我亲爱的朋友，我和大夫一起热诚地要求您，请您听从我们的劝告：到医院里去躺着养病吧！那儿又有卫生的食物，又有照应，又能治病。叶甫根尼·费多雷奇，我们背地里说一句，虽然是个粗俗的人，不过精通医道，对他倒是可以充分信赖的。他已经向我保证过，说他会给您治病的。”安德烈·叶菲梅奇被真诚的关怀和忽然在邮政局长脸上闪光的泪水感动了。“尊敬的朋友，您不要相信那些话！”他把手按在胸口上，小声说。“不要相信那些话！这都是骗人！我的病只不过是这么一回事：二十年来我在全城只找到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他却是个疯子。我根本没有生什么病，无非是落在一个魔圈里，出不来了。我反正无所谓，我准备承担一切。”“到医院里去躺着养病吧，我亲爱的。”“我无所谓，哪怕到深渊里去也没关系。”“请您保证，好朋友，您处处都听叶甫根尼·费多雷奇的安排。”“好吧，我保证就是。不过我要再说一遍，尊敬的朋友，我落进了一个魔圈里。现在一切，甚至我的朋友们的真诚的关怀，也只能引导到同一种下场：我的灭亡。我正在走向灭亡，而且我有勇气承认这一点。”“好朋友，您会复原的。”“何必再说这种话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气愤地说。“很少人不在一生的结尾经受到我现在经受到的这种情况。临到人家对您说您的肾脏不好，心房扩大，而您开始治病，或者人家说您是疯子或者罪犯，总之临到人家忽然注意您，那您就该知道您落进了一个魔圈里，再也出不来了。您极力要逃出来，结果却陷得越发深了。您就听天由命吧，因为任何人力都已经无法挽救您了。我觉得就是这样。”这当儿铁格子那边挤满了顾客。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愿意碍人家的事，就站起来，开始告辞。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再一次取得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诺言，然后把他送到大门口。当天将近傍晚，霍包托夫出乎意外地到安德烈·叶菲梅奇家里来了。他穿着短皮袄和长筒皮靴，用一种仿佛昨天没发生过什么事的口气开口说道：“我是有事来找您的，同事。我来邀请您：您愿意跟我一块儿去参加会诊吗，啊？”安德烈·叶菲梅奇心想霍包托夫一定是要他出去走走，散散心，或者真是要给他一个挣钱的机会，就穿上衣服，跟他一块儿走出去，来到街上。他暗自高兴，总算有个机会把昨天的错处弥补一下，从此和解了，就心里感激霍包托夫，昨天的事霍包托夫连提也没有提到，分明原谅他了。真没料到这个没有教养的人竟会这样体贴人。“那么您的病人在哪儿？”安德烈·叶菲梅奇问。“医院里。我早就想请您去看一看了。……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病例。”医院的院子里，绕过主楼，往那所住着疯人的小屋走去。不知什么缘故，他们走这一路却没有交谈。他们一走进小屋，尼基达就照例迅速站起来，挺直身子立正。“这儿有一个病人肺部得了并发症，”霍包托夫跟安德烈·叶菲梅奇一起走进病室里，低声说。“您在这儿等一下，我去一去就来。我去取我的听诊器。”说完，他就走出去了。十七天色已经暗下来。伊凡·德米特利奇在他的床上躺着，把脸埋在枕头里。瘫子坐着不动，轻声哭着，努动嘴唇。胖农民和旧日的拣信员在睡觉。屋子里一片寂静。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伊凡·德米特利奇的床上坐下，等着。可是半个钟头过去了，走进病室里来的却不是霍包托夫，而是尼基达，怀里抱着一件长袍、一套不知什么人的衬衣衬裤和一双拖鞋。“请您换衣服，老爷，”他轻声说。“这是您的床，请您到这边来，”他指着一张分明是刚刚搬来的空床，补充道。“不要紧，求上帝保佑，您会复原的。”安德烈·叶菲梅奇全明白了。他一句话也没说，走到尼基达指点的那张床边，坐了下来。他看见尼基达站在那儿等着，就脱掉衣服，光着身子，觉得很难为情。医院的衣服。衬裤很短，衬衫却长，长袍上带着熏鱼的气味。“您会复原的，上帝保佑吧，”尼基达又说一遍。他把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衣服抱在怀里，走出去，随手关上房门。“反正都一样……”安德烈·叶菲梅奇思忖着，害臊地把身上的长袍裹一裹紧，觉得他穿上这身新换的衣服，像是个罪犯。“反正都一样。……穿礼服也罢，制服也罢，这件长袍也罢，都一样。……”可是他的怀表怎么样了？侧面衣袋里的笔记本呢？还有纸烟呢？尼基达把他的衣服拿到哪儿去了？从此以后，也许直到死，他已经不会有机会穿长裤、坎肩、长筒皮靴了。起初，这一切显得有点古怪，甚至无法理解。尽管安德烈·叶菲梅奇直到现在还相信在小市民别洛娃的房子和第六病室之间没有什么差别，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无聊而空虚，然而，他的手却在发颤，腿发凉，一想到不久伊凡·德米特利奇会起床，看见他穿着长袍，就不由得心里害怕。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一会儿，又坐下。在这儿他已经坐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了，厌烦得要命。难道能在这种地方住一天，一个星期，甚至像这些人那样住上几年？是啊，他已经坐了一阵，走了一阵，又坐下了。不妨再走一走，看看窗外，重新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可是以后又怎么样呢？一直照这样像个木头人似的坐着想心事吗？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安德烈·叶菲梅奇躺下，可是立刻又坐起来，用衣袖擦掉额头上的冷汗，觉得他满脸都是熏鱼的气味。他又走来走去。“这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误会……”他说，大惑不解地摊开两只手。“这应当解释一下。这必是发生了误会。……”这时候伊凡·德米特利奇醒来了。他坐起来，用两个拳头支住他的脸颊。他啐了一口唾沫，然后懒洋洋地瞧一眼医师，起初分明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可是不久他那张带着睡意的脸就露出恶毒而讥诮的神情来了。“啊哈，把您也关到这儿来啦，亲爱的！”他眯细一只眼睛，用带着睡意的沙哑声调说。“我很高兴。您本来吸别人的血，现在人家却要吸您的血了。好得很！”“这是发生了什么误会，”安德烈·叶菲梅奇说，给伊凡·德米特利奇的话吓坏了。他耸耸肩膀，又说一遍：“必是发生了什么误会。……”伊凡·德米特利奇又啐一口唾沫，躺下去。“该诅咒的生活！”他嘟哝说。“叫人痛心而抱屈的是，这种生活不是以我们的苦难得到补偿而结束，也不是像歌剧里那样以礼赞结束，却是以死亡结束。几个杂役走来，拉住死尸的胳膊和腿，拖到地下室去。呸！不过那也没关系。……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就要轮到我们过好日子了。……将来我要从那个世界里到这儿来显灵，吓唬这些坏蛋。我要把他们吓得白了头。”莫依塞依卡回来了，他见到大夫，就伸出手来。“给我一个小钱吧！”他说。十八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窗子跟前，瞧着旷野。天色已经黑了。在右边地平线上，冷冷的、发红的月亮升上来了。离医院的围墙不远，至多一百俄丈开外，立着一所高大的、围着石墙的白房子。那是监狱。“这就是现实生活！”安德烈·叶菲梅奇暗想，心里害怕。月亮也罢，监狱也罢，围墙上的钉子也罢，远处烧骨场上的火焰也罢，全都可怕。他身后响起了叹息声。安德烈·叶菲梅奇回过头去，看见一个人胸前戴着亮闪闪的星章和勋章，微笑着，调皮地挤眼睛。这也显得可怕。安德烈·叶菲梅奇认定，月亮和监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勋章是就连神志健全的人也戴的，人间万物早晚会腐烂，化为黏土；然而他忽然满心绝望，伸出两只手抓住铁格子，用尽全力摇撼它。坚固的铁格子却纹丝不动。后来，为了摆脱恐惧，他走到伊凡·德米特利奇的床边，坐了下来。“我的精神支持不住了，我亲爱的，”他喃喃地说，身子发抖，擦掉冷汗。“我的精神支持不住了。”“那您就谈哲学嘛，”伊凡·德米特利奇讥诮地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对了，对了。……有一回您说俄国没有哲学，可是人人都谈哲学，连小人物也谈。然而要知道，小人物谈哲学，对谁也没有害处啊，”安德烈·叶菲梅奇说，那声调仿佛就要哭出来，引起别人的怜悯似的。“可是，我亲爱的，您为什么发出这种幸灾乐祸的笑声呢？如果小人物不满意，怎么能不谈哲学呢？一个有头脑的、受过教育的、有自尊心的、爱好自由的、具有神的相貌的人，却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到这个肮脏而愚蠢的小城里来做医生，一辈子跟拔火罐、水蛭、芥子膏打交道！欺骗，狭隘，庸俗！啊，我的上帝！”“您在说蠢话了。要是不愿意做医生，那就去做大臣好了。”“不行，干什么都不行。我们软弱啊，亲爱的。……以前我全不在乎，活泼而清醒地思考着，可是生活刚刚粗暴地碰到我，我的精神就支持不住……泄气了。……我们软弱啊，我们不中用。……您也是这样，我亲爱的。您聪明、高尚，从母亲的奶里吸取了美好的激情，可是刚刚走进生活就疲乏了，害病了。……我们软弱啊，软弱啊！”随着黄昏来临，除了恐惧和委屈的感觉以外，还有一种没法摆脱的感觉时时刻刻煎熬着安德烈·叶菲梅奇。最后他才想出来这是他想喝啤酒，想吸烟。“我要走出去，离开这儿，我亲爱的，”他说。“我要叫他们在这儿点个灯。……这样我受不了……我不能忍受下去。……”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房门跟前，开了门，可是尼基达立刻跳起来，挡住他的去路。“您上哪儿去？不行，不行！”他说。“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我只出去一忽儿，在院子里散会儿步！”安德烈·叶菲梅奇慌张地说。“不行，不行，这不许可。您自己也知道。”尼基达砰地一声关上房门，用背抵住门板。“可是就算我出去一趟，这会对谁有害处呢？”安德烈·叶菲梅奇问，耸耸肩膀。“我不明白！尼基达，我一定要出去！”他用颤抖的声调说。“我要出去！”“您不要捣乱，这不好！”尼基达告诫说。“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伊凡·德米特利奇忽然叫道，跳起来。“他有什么权利不让人出去？他们怎么敢把我们关在这儿？法律上似乎明白地写着，不经审判就不能剥夺任何人的自由！这是暴力！专横！”“当然，这是专横！”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受到了伊凡·德米特利奇的叫声的鼓舞。“我必须出去，非出去不可！他没有权利！我跟你说，放我出去！”“听见了吗，愚蠢的畜生？”伊凡·德米特利奇叫道，举起拳头敲门。“开门，要不然，我就把门砸碎！残暴的家伙！”“开门！”安德烈·叶菲梅奇喊道，周身发抖。“我要你开门！”“你尽管说吧！”尼基达在门外回答说。“随你去说吧！”“你至少去把叶甫根尼·费多雷奇叫到这儿来！你就说我请他来一趟……来一忽儿就行！”“明天他老人家自己会来。”“他们绝不会放我们出去！”这当儿伊凡·德米特利奇继续说。“他们要把我们在这儿折磨死！啊，主，难道在另一个世界里真的没有地狱，这些坏蛋会得到饶恕？正义在哪里？开门，坏蛋，我透不出气来了！”他用沙哑的声音嚷道，用身子使劲撞门。“我要把我的脑袋碰碎！杀人犯！”尼基达很快地开了门，用双手和膝盖粗鲁地推开安德烈·叶菲梅奇，然后抡起胳膊，一拳打在他的脸上。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好像有一股带咸味的大浪兜头冲下来，把他拖到床跟前。他的嘴里也真有咸味，大概牙齿出血了。他仿佛要从大浪里游出去似的，挥舞着胳膊，抓住什么人的床架，这时候，他感到尼基达两次打他的后背。伊凡·德米特利奇大叫一声。大概他也挨打了。随后一切都静下来。淡淡的月光从铁格子里照进来，地板上铺着像网子一样的阴影。这是可怕的。安德烈·叶菲梅奇躺下来，屏住呼吸：他战战兢兢地等着再一次挨打。仿佛有人拿着镰刀，扎进他的肉体，在他的胸中和肠子里搅动了几下。他痛得咬枕头、磨牙。忽然，他的头脑里，在一片混乱当中，闪过一个可怕的和不能忍受的想法：这些如今在月光下像黑影一般的人，这些年来一定天天都在经受这样的痛苦。这种事他二十多年来怎么会一直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他不懂痛苦，根本没有痛苦的概念，因此这事不能怪他；可是他的良心却像尼基达那样执拗、无情，这使得他从后脑壳到脚后跟都变得冰凉了。他跳起来，想用尽气力喊叫一声，赶快跑过去打死尼基达，然后打死霍包托夫、总务处长、医士，再打死他自己，可是他的胸膛里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他气喘吁吁，撕开胸前的长袍和衬衫，扯碎，然后一下子倒在床上，不省人事了。十九第二天早晨他头痛，耳鸣，感到周身不舒服。他想起昨天自己的软弱，并不觉得害臊。他昨天胆怯，甚至怕月亮，而且真诚地道出了以前万没料到自己会有的那种感情和思想，例如，他想到小人物爱发议论是由于不满足。但是，现在他什么也不在意了。他不吃不喝，躺着不动，沉默不语。“我无所谓了，”当有人问他话的时候，他想。“我不想回答。……我对什么都不在意了。”中饭后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来了，带来四分之一俄磅的茶叶和一磅水果软糖。达留希卡也来了，在床旁边站了整整一个钟头，脸上现出呆板的悲伤神情。霍包托夫大夫也来看望他。他带来一瓶溴化钾药水，吩咐尼基达烧点什么东西熏一熏病室。将近傍晚，安德烈·叶菲梅奇因中风而死。起初他感到猛烈的寒颤和恶心，仿佛有一种使人恶心的东西浸透他的全身，甚至钻进了手指头，由胃里涌到头部，淹没了眼睛和耳朵。他的眼睛所见到的东西都变成了绿色。安德烈·叶菲梅奇明白他的末日到了，想起伊凡·德米特利奇、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和成百万的人都相信永生。万一真会永生呢？可是他并不想永生，他只想了一下就过去了。昨天他在书上读到过的一群异常美丽优雅的鹿，如今在他的面前跑过去，后来一个农妇向他伸出一只手，手上拿着一封挂号信。……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说了一句什么话。随后一切都消散，安德烈·叶菲梅奇永远失去了知觉。杂役们走来，抓住他的胳膊和腿，抬进小礼拜堂里去。在那儿他躺在桌子上，睁着眼睛，晚上月光照着他。早晨谢尔盖·谢尔盖依奇来了，对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雕像虔诚地祷告一番，把他前任的上司的眼睛合上。第二天安德烈·叶菲梅奇下葬了。送葬的只有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和达留希卡。汝龙译往期（点击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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