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肤病治疗最好的药 http://m.39.net/news/a_5208499.html远逝的风景
读域外现代画家
文/张炜
马蒂斯（HenriMatisse-）
法国著名画家、雕塑家、版画家，野兽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绘画艺术由极端忠于表达对象到追求某种神似，走向抽象，有一个过程。在西方，照相术的发明可能极大地推进了这个过程——绘画要进一步与照相区分，就必得走向变形和写意。而在东方，写意作品的出现却要远远早于照相技术，这是颇为让人玩味的。既然照相技术可以逼真再现对象，那么一丝不苟的描摹就成为多余。这显然会进一步促使传统西方绘画艺术的衰落。印象派的出现，使西方美术加快了走向抽象的速度和节奏。而后来的毕加索和马蒂斯更是让这种艺术自由飞舞起来。所以可以说，他们是飞舞的精灵。《豪华、宁静、欢乐》但我们这样谈，总有点陷入一个稍稍庸常的怪圈，即过分靠近了某些艺评家——那些从来都是依据形式创新而大发感慨的艺术啦啦队员——而不能更进一步地深入艺术生命的核心去理解艺术本身。是的，形式从根本上说无论如何也还是微不足道的，而我们在面对大艺术家于形式方面所作的不安而顽强的探求方面，也必须是着眼于他们艺术生命的演变和更新——他们的生命在形式的改变中极大地释放了，而不是相反，不是在一种游戏中的无谓消耗。那样将是可笑复可惜的。在真正有内容的艺术家那儿，这种情况当不会存在。他们在越来越自由的同时，也总是变得越来越有力。他们为了有力而变革，变革也使之更加有力。反过来，次一等的绘画者总是以形式的激变，以形式上的刺目与怪倔而招人议论，爆得虚名。除此而外，他们并没有在生命历程中真的抓住了什么奥秘，反而呈现出内在的虚弱，没有了充满张力的表达。《开着的窗户》马蒂斯则始终专注，对自己的追求充满了燃烧般的热情。这是一个少见的孜孜不倦者，革新者，永远对绘画艺术保持了探险般的兴趣。他的强烈个性更多的不是依靠新的形式而生发，而是新的形式更加深入和便捷地表达了他的个性、他对世界独一无二的认识。他画的打牌者、读书者，其眼神的特异，简直让人过目不忘。你会从画幅之间领略一个真正有趣的、幽默的、对生活有着别一种理解的画家。这当然是一个奇特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而不是其它，才使他的艺术走向了另一个峰巅。他对于自己的时代、对于历史，都是宝贵的。他不仅没有重复别人，而且始终都在努力创造，所以他也就永恒了。《戴帽的妇人》像一切生命力极为旺盛的人一样，到了晚年，他以更加活跃和不安的灵魂，抵挡着背叛的肉体。只要一有可能他就显示出这种反抗性，开始多方尝试。他摆弄起剪纸，这看上去有点像小孩把戏——但我们知道在大艺术家那里总是能够点石成金，纸片在他的手中很快有了灵气生命，它们或飞舞或歌唱，在宇宙中再也不能安息，就像活着的马蒂斯一样。达利（SalvadorDali-）著名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画家，因为其超现实主义作品而闻名。人们愿说这是一个天才的浪子，一个罕见的怪杰，等等。他的特立独行，狂徒般的喧嚣，不仅没有使自己的艺术名声折损，反而因此大大加强。这是他的喜剧还是受众的悲剧，没有多少人给予剖析。我在西方曾亲眼看到拥挤的“达利展”——那时没有一点好奇，只觉得满心悲凉。《内战的预感》他曾自比毕加索，说像对方一样，都是不朽的西班牙人。好像真的不朽了，好像真的像毕加索那样，一生丰富斑驳，不可思议地怪异。其实一切还远没有那样简单。上一个世纪的艺术在心灵上的回荡还没有逝去，更没有从遥远的回音壁上折返；不仅如此，嗡嗡作响的现代机器正高速运转，冷静清澈的黎明还没有来临。但是，即便如此，即便在这样特别的时刻，我们也大致可以回眸，可以试着将艺术的水流沉淀一下，把漂浮的泡沫轻轻拂开。《窗边的女孩》大概没有人否认达利的能力，甚至也不能否认他的才华。你可以去看他的《窗边》，还有诉诸画笔的对于“漫无目标的化学师”的描述。他的能力和匠心，也完全可以从一些画作的局部写实中窥见。问题是这些能力是否足以支撑起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因为我们知道“能力”在“伟大”的构成中并不占有绝对的意义——甚至连“才华”也不能算做最重要的因素。除了“能力”和“才华”，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还需要什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条件？这样至大的问题从来都是难以回避的，而这时候却是必要回答的。《记忆的永恒》我们如果将达利对比一下“笨拙的”画家梵高，即可以强烈感知艺术家们的不同，并可明显地评定他们在质地上的差异和份量。还可以对比一下更为“笨拙”的画家卢梭——甚至连他也是沉甸甸的，能够在心灵上冲击我们。而达利既没有燃烧的热烈，也没有那种底层性和悲剧感——完全没有这样的特征和倾向。原来天才的艺术还渴望一种灵魂去引领。到底是什么生命，一旦在先天和后天中注定，就必要在一生的劳作中显现。《面部幻影和水果盘》艺术家在绝望中是要嚎叫的。不顾一切的嚎叫，以微小之躯对应无边的浩渺，真是痛苦。可一切都无济于事，一切都不过如此。痛苦并不因嚎叫而减少，古往今来的艺术之域宛如星汉宇宙，它的无垠之象会依然存在。个体的，一己的，短暂的，消失或记录的，一些区别，一些声音，一些画面，一点印象，仅此而已。达利属于嚎叫者，属于冒死一搏的角色。可惜他的嚎叫首先扰乱的是自己，是耽搁自己的创造，并深刻影响其艺术品质。这只能是一种不幸。由于绝望和失去善意，就必然要失去美。他的许多作品都让人产生极不愉快极不舒服的感觉。有的作品不能不说是令人厌恶的，令人产生呕吐感。更多的是简陋，草率，空泛，耸人听闻，这些在达利那儿不仅完全不是禁忌，而且早已习以为常。可是，我们无论进入怎样的时代，有些道德上和伦理上，以及审美的基本原则是未曾改变的：我们仍然在追求完美，尽管她是各种各样的；我们仍然需要心灵的震撼和启迪；我们也不拒绝艺术中的“痛苦”和“悲剧”，但那会是我们乐于领受的诸多“不快”之一。五花八门的现代，无序和无伦理的现代，使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产生了幻觉和奢望。有人是极乐于与永恒的道德对立，与不变的伦理冲突，与几千年的人类经验抵牾，并且唯恐不炽唯恐不烈。而这与人类真正的勇气和抗争并无多大关系。争当艺术狂徒的幸福，许多人都想品尝。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似乎真的品尝到了。他们好像得逞了。他们看上去差不多——不，他们俨然是或已经是个成功者了。他们的嚎叫战术已经成功，他们得计了。拒斥，狂吼，公然标榜大谬，立起反叛的大纛，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们的战术几乎个个一样，都源于同一个师傅。对于这一切，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淡然漠视，而不必过于认真，不必相信。我们只须还以平常心，只须相信其中固有的某一部分，这包括他们的能力和劳动，他们的汗水；还有，他们曾经有或确实有过的那份才华。其它的，大可忽略不计。因为即便在艺术领域，对于那些不劳而获和过分的贪求，我们也不能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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